如草纸和纸张，适于行政、商业等范围广阔的地区使用。罗马帝国征服埃及之后取得了草纸的供应，造就了大型帝国行政的基石。重视时间之材料有促进地方分权及神职阶级统治。考量大规模组织如帝国的时候，应该同时由时间、空间两层面切入，以免失之偏颇。”[20] 在英尼斯看来，“‘传播’偏倚即是媒介本身所具有的空间或时间倾向，从而设定了知识在时空长河中的扩散范围”，“文明盛衰——尤其是帝国——是基于时间偏倚和基于空间偏倚两种相互竞争的知识垄断彼此产生的辩证关系。”[21] 从文明进程回到人类自身，媒介的影响清晰可见。岩石和印章上的图画，“可能是留存至今最早的人类传播事例” [22]，几乎是无文字时期唯一的文化载体，组成了一个早期人类表现他们自己和他们对世界看法的最重要的证据。这些图画同时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在原始人类的意识中，这些绘画正是一种载体，用来同自然、人以及超自然世界进行交际的符号。其重要功能有“以画助猎”、“以画通‘梦’”以及“以画代言”。 [23]施拉姆更认为，“洞穴艺术更可能的解释是为了教育：这些画作或许是成年礼中，部落将神话、图腾及意识传递给年轻族人的媒介。……教导年轻人一些事情，并使其永不或忘。……绘有壁画的洞穴接近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心的程度，就好像教堂对其他世代的人类一般重要。”[24] 原始人“生活在一个由仪式、歌舞、神话、图腾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视觉与听觉表象符号所构成的象征编码系统之中”，[25] 这个符号世界是以物化表象为主要媒介而构成的。而从根本上讲，当时人类的传播交流活动是受共同劳动结成的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所自然产生出来的思想交流、互助信息需要的驱动。当人类自觉地运用媒介沟通时，这就意味着人类不再等同于一般动物，不再赤手空拳地站在冷漠无情而又满怀敌意的自然界面前，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介世界。“这是精神同物质交汇的结果……它既代表了人类观察、解释和表现世界的角度，又传递了人类对自己面临的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和办法的信息。它既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问题，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促使人类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26] 史前非语言媒介在媒介把握上表现出超自然性的特点。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要靠自然来满足，因此也就需要创造出征服自然、应对强有力的自然事物可能进行的各种抵抗。无论从物理形态还是符号形态来说，人类用其他自然的东西构建了一套传播媒介，用“自然”来对付“自然”，“这种工具应当被看作是高于单纯的自然的事物”。 [27]此超自然的特点正是对史前非语言媒介与当时社会中各种力量之间复杂的共生（symbiotic）关系的最好说明。 五、结语 “生态”一词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以及对人们的影响。史前非语言媒介的生态结构体现出单一性向多元性、身体媒介向体外媒介的演变过程。媒介生态学用物理形态和符号形态来划分史前非语言媒介的方法，既可以对媒介形态进行很好的整合，也为发现媒介形态融合、演变的实质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史前社会的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媒介，无论是内在的思维模式还是外在的生活方式对群体的影响都大于个人；更突出的影响着原始人的认知结构、情感信仰乃至生死存亡。另外，如果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进程中去，这些媒介还决定着人类历史变迁的不同形态。 最后，虽然本文较多谈论的是史前非语言传播媒介，在全篇的论述中，似乎有意无意在避开语言的问题，但其实，语言作为符号和媒介，与非语言的媒介系统和符号体系在人类传播、交流和发展进程中是相辅相成的。只不过史前非语言媒介，特别是体外媒介，其“传播功能已经接近于文字，它们把信息传得更加广远，更加长久。更重要的是，这些媒介的采用，意味着人类传播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类不再单纯地依赖体内信息系统来传播信息，而开始向一个功能更强、效率更高的体外化信息系统进军了。”[28] 注释： [1] Casey Man Kong Lum: Int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8,No.1,Spring 2000， [2] Lance Strate, “Understanding MEA,” In Medias Res 1 (1), Fall 1999.，http://www.media-ecology.org/mecology/ [3] 考古学家认为，原始文字的产生，大约是在公元前6000年到前5000年之间。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63 [4]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页20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页30 [6] 熊澄宇等：《媒介史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媒介发展史”教学课件 [7]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76 [8]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页492 [9] （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0－22 [10]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韻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页16 [11] 段宝林、武振江主编：《世界民俗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86、287 [12]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0 [13] 约翰·菲斯克：《传播，意义与符号》，张锦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页65 [14] 约翰·菲斯克：《传播，意义与符号》，张锦华等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页63 [15] 李彬：《传播符号的分类及功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16] B.N.丹尼、V. M.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一卷），芮传明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页215 [17] 赵伯乐：《永恒捏槃：古印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8、29 [18] （前苏联）潘诺夫：《信号·符号·语言》，三联书店，页112－116 [19] 陈子丹：《古代印度地金石档案》，《档案》，2000年01期 [20] 哈罗德·A·英尼斯：《帝国与传播》，曹定人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页15 [21] 丹尼尔·J·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陈世敏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页224、225 [22]（美）施拉姆：《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韻仪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1年，页25 [23]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页89－103 [24] 施拉姆：《人类传播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页24、25 [25] 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页75 [26] 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459 [27] 刘智：《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1999，页459 [28]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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