晤士报》对于中国的报道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话语，而这个话语体系对于长期阅读相同来源的语意材料的读者来说已经形成，并且具有了“惯性”的力量。记者所要做的只是顺着这种惯性的力量，堆砌不同的符号重复这种形象，加深这些印象。实际上，这种话语的连贯就是《泰晤士报》记者和读者共享的价值体系。 为了在结构上加深这样的印象，《太空垃圾》一文其后使用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再次论证中国没有必要去“无利可图”的太空的观点： “那里没有新的土地去征服，没有贸易去发展，没有当地居民去安抚或者奇异的香料和动物去采集。 …… 那里甚至没有地图要画，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那里找不到任何东西。……” 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系列排比句。因为如果我们仅仅阅读这样一段文字，它俨然就是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抱怨没有殖民地可以继续分割，也没有殖民地资源可以继续掠夺，一种殖民主义帝国的情绪跃然纸上。毫无疑问，对外太空资源的理解是对地球资源理解的一种延续。而将这种理解强加到他国之上，而不顾他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无疑也是报纸在他国报道中维持话语连贯性的策略，因为本国读者对于自己已经接收和理解的事情往往难以引起警觉，发出置疑。跨国和跨民族报道的表达策略在本质上就是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去推测并判断他国的立场与价值。 尽管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样的报道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但这样的报道依然大量侵占了跨文化报道的主流。关注跨文化报道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各式分析，提出了“编辑部的惯例”、“记者构成”、“市场压力”等原因解释跨文化报道中这种现象如此顽固的原因，但对读者的参与研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认为，如果仅仅将这样的报道理解为媒介单方面的“推销”，忽视媒介与受众“合谋”的作用，我们的理解视角不仅受到了局限，而且我们的研究也将偏离解决媒介报道中此类现象的方向。 四、文化符码的排他性 在媒介报道中描述他国或其他民族形象可以是一种在文化上划分疆界的行为。 与国家间的地理疆界相对应，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还存在一种文化上的疆界。地理的疆界在跨国边界线的那一刻可以被克服，但文化的疆界却非常不容易消除。文化的“他者”既可以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也可以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关系之外。对他们的想象可以深刻地根植在社会结构、各种社会机构，以及我们日常行为之中，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常识”，指导人们对待“他者”的行为。 “媒介在使用文化权力，对不公平的社会关系进行公共再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通过再现（representation），作为媒介受众的社会成员被邀请通过了解“我们”不是谁而知道了“我们”是谁，相应的概念有“我们”和“他们”，“内部人”和“外部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市民”和“外来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朋友”和“敌人”，“西方人”和“其他人”。这么一来，社会利益便被标示出来，予以了区分，从而极易发展成为对他者的歧视。[4] 当过去明显的种族主义符号被抛弃，实在说（essentialism）已经完全不能流畅地使用，而正确对待他国和他者的态度和思想在社会中还没有形成时，文化的歧视成为对待他者最安全而且有效的策略，它的影响力可以比表面粗暴的种族歧视的言行更为可怕。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对事件定性的不同或词汇选择的暗示都可以被体会并予以反驳，而文化的排他却是一种贯穿与交织到文化之中的歧视，与日常行为与常识性思考融为一体，从而高度排斥了反对的可能。 在对中国神州5号的报道中，“外卖”和“太空”是两个典型的文化歧视符号。 在16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神州5号”的5篇报道中，“外卖”是与“中国”形象挂钩最频繁的一个符号，不仅每篇文章都以描述中国的太空食品为由报道了中国“最大的外卖”，而且头版的《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将“神州5号”报道的重点特意放在描述杨立伟在太空品尝中式太空食品之上，似乎这是中国发射载人飞船与其他国家发射载人飞船最大的不同。[5] 我认为将“中国”与“外卖”在头版文章上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有一下几点。其一，英国各大超市都有中国外卖(Chinese Takeway)出售，而且越来越受到欢迎，因此中国外卖是大部分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最熟悉的一部分；其二，伦敦拥有欧洲最大的唐人街，很多英国人认识中国移民是从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开始。中国移民的形象也因此常常与中餐馆和中国菜挂钩；其三，长期的殖民帝国心理使英国人顺水推舟地将中国的定位与外卖联系在一起。一个以“外卖”知名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从这样的定位来形容一个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更具有讽刺性呢。而用这种方式为引导读者认识报道中对该事件的定义，既方便读者理解，也容易使读者接受。 而更重要的是，“外卖”不是主流食品，它只是一种便利食品，是人们在正常饮食之余为了改善口味而又希望保持方便而做出的选择之一。它是西方媒介中的中国形象的一个贴切的暗喻：一个猎奇的对象，一种补充，但绝对排斥在主流范围之外。我们看到，为了强调这种“我们”之外的“他国”文化的“不同”，《中国外卖上天了》一文甚至不惜用“北京宫”（Peking Palace）、“流汁”（drip）、“筷子”、“大蒜”、“米饭”等词汇详尽地描述这顿与西方读者印象中的太空食品完全不同的“便利”食品。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使读者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看看这些奇怪的太空食品就知道它与我们有多大的差异。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对中国的太空食品进行报道就是在排斥他国文化，通过媒介报道加强相互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报道中对某些事实的选择程度和强调程度有清晰的认识。当一个信息被传递时，重要的不仅是它说了什么，而且还有它说的方式，什么没有说但是可以说。[6] 在报道中，“太空”一词的文化差异被用来划分文化疆界的功能更为明显。“太空”是在《泰晤士报》的五篇报道仅次于“外卖”的与“中国”形象挂钩的文化符码。该报头版《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一文配发了杨立伟在太空的图片，压题文字是：“杨立伟中校，中国第一个‘太空人’（Taikonaut），在他的太空舱里。昨日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Taikonaut”这个并非中国制造的词汇？海外新闻版上接头版报道的《第三国加入太空竞赛》在第4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当飞船开始绕地球飞行时，杨立伟中校——太空人在太空舱里挥舞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太空人一词来自中文的space，太空，意思是太空了。” 宇航员在中文中是“太空人”的事实被反复放到重要的位置予以强调不仅是为了显示中西方文字的不同。首先，反复强调这个细节无疑再次通过强调“差异” 实现了文化上的排他。因为“宇航员”和“太空人”在中文里从意义上讲并没有实质差异，只是中西方交流过程中对相同事物的不同称谓而已。其次，反复强调太空的“空”（如《太空垃圾》中的记者写道“和那些他的前苏联和美国先行者一样，他会发现太空除了美丽的景观之外，什么也没有”），与中国自古就使用“太空”一词的事实暗合，揭示出中国的“贪婪”与“好大喜功”。这个国家自古便了解太空是“空”的，而它依然热衷于参与太空的竞赛。所以，《泰晤士报》在评论文章《太空垃圾》的最后“语重心长”地提醒道： “中国应该好好听取一些意见，用实用主义克服自己的民族骄傲，不要将太多的钱抛到外空的黑洞中去。” 我不知道《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是否真的不了解“太空”一词的中文含义，但利用文化符码的差异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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