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炫耀的资本和发行一些纪念邮票，这个投资没有任何回报。这就是为什么对世界厌倦的和愤世嫉俗的欧洲从不真正地投入到航天计划中的原因。 但是，杨中校的发射和安全着陆为中国有能力参与太空发射提供了证明，中国可以用这个赚钱。 发射无人卫星是一项欧洲已经被证明非常成功的生意。无人飞船也有军事和侦察用途，这当然是中国的领导想要的。 中国第一次掠入太空正是载人飞行面临危机的时候。哥伦比亚号灾难后，美国不知道该如何发展下去。 俄罗斯为他们领先的航空飞行往太空挥洒了上十亿卢布，但是现在没有钱再继续下去了。这个教训似乎是，尽管载人飞船赢得了声誉，它也有局限，即使是最外空的局限。中国应该好好听取一些意见，用实用主义克服自己的民族骄傲，不要将太多的钱抛到外空的黑洞中去。 我们知道，跨文化交流最基本的障碍之一便是“对他者的恐惧”，因为对与自己“不同”的人内在的恐惧与排斥是人类的一个本有弱点。因此，人们倾向于坚守自己原有的一些印象，对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接触的其他国家或文化继续保有偏见。而媒介对差异的强调可以有效地达到维持甚至加强偏见的效果。 仅仅通过阅读以上几篇文章的文字，读者已经不难获得这样一些观点：a. 中国发射载人飞船是一种星球竞赛；b.中国人热衷建立威望，好大喜功；c.中国的发展趋势对欧洲国家不利等等。而西方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文章后更加深了一种印象：中国是一个与我们非常不同的国家，进而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排斥与恐惧。 《泰晤士报》的“神州5号”报道通过哪些主要的策略，建构了作为“他国”的中国形象？下文将逐一分析。 二、词语的选择与暗示 传统的文本分析与内容分析非常重视媒介报道中词语的挑选与使用。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其后发展的语用学等学术流派都追踪语言及其意义之间的联系，以及语言在关系的系统中反映的社会关系，从而受到了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视并予以吸收，产生了一系列媒介话语分析的研究论文。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意义在社会的－想象的二元关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语言组织、建设和概念化了我们接触的形象，提供了我们通往现实的道路，所以事实上是词语背后的意义的选择和组合构成了信息。[2] 现代报刊已经很难见到清晰的种族主义言论词汇，但是特有的“符号语言”（codewords）却成为常见的使用词汇。“符号语言”具有“含义”（connotation），这些被特定群体规定或由特定地区分享的词语的意义被编码、传播和解码，由读者通过联想和上下文语境解读词语背后的指向。这一策略是媒介报道中最常用的手法。例如，迪亚克指出 “勿庸置疑，对某个群体的态度和对某些事件的观点可以影响‘词汇的选择’……经典的案例就是‘恐怖分子’、‘叛乱者’、‘自由斗士’这3个词。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美国），‘恐怖分子’是带着成见性地指向阿拉伯人。”[3] 在《泰晤士报》的“神州5号”报道中，通过词汇的选择表达对此事件的负面定义是非常普遍的手段。 《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是《泰晤士报》2003年10月16日“海外新闻·中国版”的主题报道，相比其它在标题上将中国载人飞船与“垃圾”、“外卖”等直接挂钩的新闻相比，该篇文章的标题似乎是最客观的。让我们从这个看上去比较客气的标题看起：“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Third Nation Joins Race to Reach the Stars）” 新闻报道的标题是报道中信息的浓缩，表达文章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该文的标题从技术上看是一个力求包含所有重要信息的好标题。标题使用了3个名词和一个动词：第三国、加入、竞赛、星空。选择的词汇使用了英语新闻标题惯用的修饰手法，暗喻。“中国”不是主语，“第三国”是主语。从而提示读者中国已经和美国、前苏联一样成为世界的“大国”。发射飞船是一场“竞赛”(race)。而当“竞赛”这个词与美国和前苏联联系到一起时候，它明显的暗喻功能使读者对世界安全感到不安。这个标题通过词语的选择和组合已经传达了作者的观点，定义了该事件的性质：这是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竞赛。 在《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这篇出现在头版的报道中，词汇的选择痕迹更为明显。该文导语写道： “这是中国最大（ultimate）的外卖：昨天20盘菜被发射（blast）到太空，只给围绕地球14圈的一个人吃。” 杨立伟的太空食品被形容为 “最大的”（Ultimate），这个与“极限”联系在一起的词汇被用来暗指“浪费”，突出中国连太空食品都浪费铺张的印象。而这些食品被发射到太空的方式是用动词blast来描述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往往与“爆炸”在一起联用的动词。每当大规模汽车爆炸、火车爆炸等事件发生时，记者往往选择使用blast这个带有“毁灭”含义的动词。在这篇报道中，中国的太空食品与载人飞船一起被描述为blast上了太空，我们不能不对这个词语的选择予以重视。通过这些词语的选择和运用，读者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面：20盘西方人眼中熟悉的中国外卖和一个太空人（只有一个人！）一起在一声巨响后被送到了太空，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场面。长期阅读英文报纸的读者不难对此感到反感与嘲笑。而整篇文章也确实充满了英国式的揶揄与嘲弄。 三、文本的结构与话语的连贯 词汇的选择往往是有其语境原因的。现代语言学家和话语分析家已经更多地开始超越对单个单词的分析，将单词所在环境与句子结构的角色等综合起来进行评析。由于种种原因（如，不能直接使用不当的词汇，政治正确性等思潮的影响），在新闻报道的话语中，信息的传递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建立在读者以往的“知识系统”之上。因此，媒介报道中对事件意义的定性是通过互动来完成的。那些没有被清晰说出来的意义隐藏在“字里行间”，但由于与读者以往的知识系统和对世界的想象性了解保持了一致，拥有一种连贯性，因此可以被明白无误地传递给读者，被读者解读。由于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的意义是通过互动完成的，因此这样的表达方式隐蔽性更强，而且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结构性暗合与历史性的连贯。 在对“神州5号”事件的报道里，《太空垃圾》一文是很典型的案例。作为一篇评论，该文表达了《泰晤士报》对中国发射“神州5号”载人飞船的基本观点和评价。它建立在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之上，但直接引导读者对该事件的观点。该文导语是这样开始的：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通过混合硫磺、木炭和硝酸钠发明了火药。很快，他们发现这种可以制造爆炸的混合物可以被用来发射用竹子做成的火箭。因此，昨天将中校杨立伟——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是早就要完成的事情了。” 作者选择了中国历史上的某个事实作为文章的切入点，通过对中国上千年以来对火药技术的掌握和对发射火箭的追求与热爱，强调了中国人在太空飞行上长期准备以及志在必得。当这个历史细节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成功发射了载人飞船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时，一个自古就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的大国形象跃然纸上。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用这样的历史细节做导语论证中国发展航空技术的野心是非常牵强的。火药虽然是中国自古的“四大发明”，但是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火药”一词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并不是入侵他国或其他地区，相反，它更多的与被他国入侵，被他国掠夺的历史联系。“船坚炮利”恰恰是英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的屈辱印记。 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反证中国历来追求和平意愿的例子，为什么它在《泰晤士报》上证明的是相反的观点呢？《泰晤士报》记者在报纸的社论中使用了这个例子，他根据什么认为他的读者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解读这个历史引述呢？这就是话语的连贯（coherence）产生的作用，它建立在媒介与读者长期共享的知识体系之上。《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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