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内容完全改变了，习惯的道德评判方式和结果受到了质疑。人们对意义的理解越来越疏远了道德观念。参与网络聊天的人有一个几乎共同的特征，交流对象完全脱离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是因为需要脱离开传统的道德评价体系，获得一种不受道德制约的意义体验。这种聊天所形成的交流感不管是有实际的意义还是只有虚拟的意义，都是对传统的释义方式的否定和叛离。至于各种广播电台的晚间情感热线节目更是确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世俗化儒学精神是一种道德化的人生体验结构，男女结合是家族延续的神圣行为，传统家庭结构当中基本上没有感情生活的内容，无论男女，都没有理由因为感情问题怀疑和动摇家庭的基础。现代性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观念的道德根基。人们开始寻求对感情生活的需要，开始把感情生活（非道德内容）理解为个人生命意义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世俗化儒学精神在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了本质性的质疑。亚传播现象不仅说明传统的世俗化儒学的精神气质丧失了作用，而且说明参与亚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现代性体验方式。 （2）现代性体验结构有没有核心内容，现在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舍勒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出了一个关键词“怨恨”[8] 。舍勒并不否认赢利欲、工作欲、勤俭、契约意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怨恨”。怨恨心态是一种生存性伦理的情绪；是一种个体把自身于他者进行对比产生的社会化心理结构。社会个体在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平等和实际生活境遇中的不平等导致了这种持续性的情绪紧张。为了消除这种生存性的价值比较的紧张情绪（怨恨），怨恨者可能产生两种价值评价：贬低被比较者的价值或者提出不同的价值比较内容。将舍勒的这种分析和目前出现的大量青少年网络游戏痴迷者的群体性情绪类型作比较，会发现惊人的恰当。现在的教育制度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素质教育，而是一种成功教育，通过不断的甄别和淘汰失败者来激励成功者。对于实际上的失败者和心理感受上的失败者来说，怨恨就成为一种长期酝酿的紧张情绪，竞技类网络游戏成为宣泄表达怨恨情绪的当然方式，理解了这种强烈的心性体验的基础，就不难明白，网络游戏为什么充斥了大量的暴力和血腥内容，只有暴力和血腥才可以充分地宣泄怨恨情绪。亚传播现象的社会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播活动自身，成为“现代人”心性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达方式。 （3）现代性的生命意义的释义问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传统社会中世俗化儒学精神气质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同一的、即成的目标内容。而在现代性社会中，对生命意义的释义方式不再拥有同一的目标，不同的人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和结果。个人的生活心态和道德形象总会经受习俗和传统的评判与指责，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不会主动表现自己独特的生活观点，而是选择习俗可以接受的生活态度，但是在亚传播环境中，却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生活心态，不必在意对方如何评判，因为交流者一般不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范围内，不会干扰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在亚传播活动中，人们表达出来的生活心态是具体的和多样的。只要注意一下广播电台的晚间情感热线节目就会发现，这里完全不存在“意见领袖”这样的概念，传播的结果会使所有参与者的心性体验受到影响或改变，但是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已经无从了解了。传播行为可以形象的理解为一幅画面，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块石子，传播者希望传播的内容像水波一样逐渐扩散。但是亚传播现象则完全不同了，水面已经失去了可把握性特征。在各种各样的网络聊天活动中更是如此。 （4）在亚传播活动中，相互交流情绪性体验的过程成为传播的实际目的，用以交流的内容反而居于次要的地位。传播学研究中依据符号学原理，将传播的内容分解为“能指”和“所指”两个不同的层次，将借以实现传播过程的符号理解为“能指”，将传播者希望传播的意义理解为“所指”。传播的过程就成为“能指”和“所指”相互转换的过程。在亚传播现象中，符号学的这种理解方式受到了颠覆。多数参与亚传播活动的人首先不是考虑表达和接受什么样的“所指”，而是体验一种处在传播过程中的独特情绪，可以观察到的所有传播活动中的“能指”和“所指”其实都是“能指”，传播过程变成了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情绪体验过程，这一点在传统的传播学中无法解释。在传统文化中，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未来进行能够预期的想象和规划，因为生活是一种可以理解、可以把握的存在方式；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就完全不同了，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面对一些完全陌生的社会现象，会产生一种根本无法消除的疑惑感，会产生一种没有原由的幻灭感，在生存本质层次上人和社会处在一种极度对峙的状态，所有来自权威的解释方式都受到了怀疑，这是现代人独有的一种无法表达的生存性情绪。参与亚传播活动只是这种复杂的生存性情绪的体现方式，仅仅是体现。生存性的情绪完全不同于生活中的情绪，这种情绪没有一个可以由此产生和可以针对的具体对象，所以也就没有可以表达的具体内容，只能在亚传播活动中，借助“无所指”的传播行为来体现。 六 “现代人”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概念。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还处在开始阶段；亚传播现象也只是新近出现的社会现象。 为什么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可以从考察亚传播现象着手；为什么对亚传播现象的关注能够如此直接的引出现代人的体验结构的这一问题，这两者拥有怎样的关联。解释这种关联并不艰难，这与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方式有关。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贯穿整个近代史，但是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却是最近十年的事情。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挟持下开始的，知识分子最早感受到了中国所面临的窘境，经过苦苦的思索和探寻，知识分子首先看到的就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与衰朽，于是建构一种能够使中国社会抗衡西方列强的政治制度就成为首要的、也是唯一的强国之路。由前苏联的“十月革命”推动的席卷整个世界的政治浪漫主义立即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共产主义理论和信仰作为西方文化的历史产物、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批判武器，满足了中国人的心性欲望，因为它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简单愿望的驱使下，中国人把对美好生活强烈渴望的热情全部投入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建构当中。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狂热的幻觉中：社会主义是一种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政治制度，所以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当然比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生活的更加幸福。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由于传统文化的结构性缺憾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性结构还在主宰着学术界的研究旨趣，八十年代的学人们仍然将目标锁定在制度改革问题上，还在争执应该建构怎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问题。现代性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界应该是在九十年代，现代性问题必然伴随“现代人”的出现才可能产生，而“现代人”出现的标志应该是九十年代以王朔小说、崔健摇滚、周星池电影的普遍传播。接受这些文化偶像的年轻人并不是社会主流人群，他们的文化诉求还不能被主流社会宽容地接纳。因此相对宽松的亚传播环境成为这些人聚集并且表达自己的主要环境，由此可以明了，为什么现代性问题如此密切的和亚传播现象联结在了一起。 七 当然，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来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样的一些“现代人”还只是现代生存方式的早期尝试者，亚传播现象能够体现的也只是纷繁样式的一个侧面。现在在亚传播环境中体现出来的那些特征还不足以对现代性问题形成整体的把握。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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