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地讲，资产阶级新闻也是讲党性的，却从来没能提出一条引文作证。因为资产阶级新闻学里恰恰没出现党性的概念，而较多地谈到客观、公正，但同时会在各种情况下体现它们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持论无须资料佐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所导致的以讹传讹也难以发现和纠正。 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报纸文体，报纸文体主要是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普及知识，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严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释乃是惯例。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书面报告。既然如此，论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说法，都应该注明出处，以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注明出处，读者就可能视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别人成果之嫌。所谓剽窃，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以显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论文中，对于阐释立论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资料，如不标明出处就会有剽窃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 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引证注释所用的篇幅，竟多达论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赵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毕业论文《中国的传媒、市场与民主》，（13）发现书后的引证注释共有666条。一看就知道论文作者参阅了哪些书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学术信息之丰富，治学之刻苦。当然，我国文史哲老学者，也有很多爱作博引，勤于注释。在本人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有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写的“声与传播”一节，文长不过6000字，注释却有64个。（14）我编辑此节时颇为感动，知道这6000字来之不易。 详细而规范的引证有以下几个好处： 1、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处，还可能让某些读者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新的来源，为他们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 3、显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让读者增强对你的著述的信心。《看法》一文中有不少处该向读者介绍资料来自何处，而没有交待，以至令人将信将疑。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登记、领取执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检’。”这里没说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办传媒要领取执照，也没有交待资料来自何处。相反，有关资料证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办报都没有领取执照一说。（15）这之后说“一般不搞‘年检’”，言下之意好像还有某些国家搞“年检”。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 4、这种习惯养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洒洒写大块的不规范文章的人就吃不开了，有利于严谨的学术风气的形成。 当然引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烦琐引证是不可取的。 至于对于引证注释的写法（特别是注释资料的项数和排列顺序），国内尚未见统一的规定。这两年我发现，有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已经在注意作规范的引证注释了。近读刘晓红的《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教育》（16），文后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中英文分开排列）、“互联网资料”诸项。而且文内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观点、某资料后，将作者的姓名和著述发表的年份，写在其后的括号中，以便不需要从文后获得详细资料的读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时说的。文后的注释资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书名（或期刊名）、页码（或刊物期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 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将联系我国的学术传统，谈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几种研究方法，并尽力联系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 从古代科学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宏观把握、整体把握。写文章喜欢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说起；另一本启蒙读物，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一本小说、一出戏讲究有头有尾。 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典型的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的说法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文人哲人都谈到过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都在继续论证。例如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现代环境学者奉为瑰宝，因为我们祖先的思想早就说明，毁坏自然环境就是损害人类自己，天人合一嘛。 但是停留于整体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简直是同义反复而已。没见到过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 中国文人许多喜欢停留于这种整体把握、宏观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几乎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实验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中国古代科学在汉代就达到“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的高度，后来却长期停滞不前，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中国人习惯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先驱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创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经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再丛实验数据中探求结果的归纳法。笛卡儿则推崇数学和演绎法，而科学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思想的辅助。伽利略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把观察、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量地表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他们之后，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18） 19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9）刘蔚华主编的《方法学原理》一书指出：“大凡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会对方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他们要突破一种旧的理论体系时，首先要审查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已。”（20） 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哲学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其次为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如数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等；小到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数以百计的成员，一个长辈成员下面还会有许多下辈成员，有的成员还有多个名称。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来越兴旺。 本文不涉及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层次（不少方法论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只谈操作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按其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比如可以分为专门方法和普通方法。专门方法是指某一学科专用的方法，如地质学中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化学中的PH值测定酸碱度的方法，人类学中的文化层次分析方法，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许多学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逻辑学的方法；或者某一类学科（如社会科学）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学科的专门方法，但后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都借鉴采用，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就新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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