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 ，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 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毛泽东、江泽民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 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 《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 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毛泽东，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际来研究党性，结果视阶级性为党性的唯一的内涵，最终把“党性”这个标签贴到了香港传媒身上，造成对党性一词的滥用，把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强加一个党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会是鼓励香港报纸加入政党吧。其实，对香港报纸，用政治倾向性来描述就行了。 （三）要充分占有学术信息，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 科学研究旨在作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学术信息，知道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我国新闻学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参阅国外文献受限制，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内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总该努力参阅，使自己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使自己的论文有丰富的引证。如果占有学术信息不多，却又敢于作出断言，就会出现大胆假设，又不小心求证的偏差。 《看法》一文把十几年前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又翻了出来。这也未尝不可。可他说，“据了解，除俄罗斯（苏联）外，各国的文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基本上不谈‘人民性’。”这确实令人诧异。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新闻界把党性人民性一起讲，发生过多次。胡乔木1945年跟随毛泽东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党报上反映出来，这要求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7）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国后的1956年，报纸的党性、人民性问题被再度提了出来。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这方面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但人民性这个概念，以及把党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谈论这个做法，并没有被否定，这从1957年的《新闻战线》、《新闻与出版》等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论，必然会使持论者陷入被动的境地。 （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 有位前辈学问家告诫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是在新闻学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风。浮躁者，轻率、急躁之谓也。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颇为广阔，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领域都敢发表看法，轻率得出结论。像《看法》一文那样同时纵论新闻学领域中的11个基本问题，就难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断言：“‘新闻自由’之说不通。”他摆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言论’、‘出版’是行为，所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规定。‘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 做学问是件辛苦的事，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语Freedom of the press翻译过来的。《看法》说“‘新闻自由’一说不通”，理由是新闻为名词，可是英语中的The Press本来就是名词，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它译成“出版物自由”罢了。The Press还有“报刊”、“新闻”的意思，在现在的台湾新闻学界，The Press大多被译成新闻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上各种自由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修饰、限制词的词性没有关系。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新闻自由。非常权威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闻出版自由”。（10） （五）核对原始资料，不能以讹传讹 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学问当是“慢工出细活”。对自己的引文，要认真核对原著。可是，有的人凭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听别人说，某领袖人物或某权威学者说过某话，自己一时找不到原著出处，就凭自己的记忆写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发现差异甚大。或者听别人讲到哪里有一段语录适合自己的立论，寻章摘句地取来引用，却并未通读全篇，结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 这种现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现。它为驳斥“新闻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新闻报道和报纸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并称，“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 斯密的《原富论》对照着读，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原富论》谈商品、价值、成本，包括了律师、医师的工作在内-----马克思谈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谈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 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谈的商品，既涉及物质商品，也涉及服务形式的商品。他的《资本论》第4卷中有十几万字论述服务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服务就是商品。”（11）马克思以工人购买缝纫劳动为例，说：“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资花费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12）作者说他把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发现两书的差别，难道就是偏偏没有读《资本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内容？ （六）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 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论文中用来作论据的较为重要的观点、资料（人们熟知的“大路货”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应当交待出处，这等于确认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常看到一些论文一条注释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注释。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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