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42、2.08、2.13，标准差依次为.92、.84、1.01、1.11。此外，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的四个维度的相关性并不强，即使是在显著相关的维度之间，相关系数也不大，如表1所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其视为四个独立的变量。 表1 农村居民人际交往四个维度的相关矩阵 Com1Com2Com3Com4Com1-与家人的交往1.260**.075－.165*Com2-与亲朋熟人的交往1.286**.092*Com3-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1.276*Com4-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1*p<.05; **p<.01 农村居民的个人创新精神。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创新精神之均值为4.07，标准差为.57，卡方分析显示男性比女性的创新精神更高一些（χ2=75.92, d.f.=4, p=.000），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农村居民个人创新精神分值的分布 创新精神分值3.003.504.004.505.00总计女54821464838268男2261286064280总计56108274108102648χ2=75.92, d.f.=4, p=.000 （二）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之预测变量 为了检验前述三个研究假设，我们以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为因变量，以媒介使用、人际交往和人口因素为自变量，依次分组进入回归方程，以检验各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分析的结果整理于表3中。 表3 预测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N=648） 预测变量B值标准化Beta值t值第一阶层（人口因素）年龄.001.0581.709性别（女=0）.006.022.749家庭收入.004.253***9.278教育程度.147.201***6.406婚姻状况（已婚=0）.511.102***3.353职业（农林牧渔业=0）   商业.668.143***4.706工业.478.087**3.075医生教师公务员等其他职业.008.020.620个人创新精神.412.134***4.325R2.576调整后的R2.570调整后R2的增量.570第二阶层（人际交往因素）与家人的交往.006.0321.197与亲朋熟人的交往－.006－.029－.937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265.152***5.576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245.153***5.001R2.637调整后的R2.628调整后R2的增量.058第三阶层（媒介使用因素）看电视时间－.001－.085**－2.964看报纸时间.003.0581.632听广播时间－.007－.150***－5.641看杂志时间.001.018.551媒介内容偏好（娱乐情感内容=0）.944.262***7.875R2.689调整后的R2.679调整后R2的增量.051*p£.05; **p£.01; ***p£.001. 下同。 由表3中的第3列可知，在所有的自变量中，10个变量（职业这一变量有两种情形）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有显著影响。媒介内容偏好、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变量，愈倾向于接触大众媒介新闻与资讯内容、家庭收入愈高、教育程度愈高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大；在余下的变量之中，婚姻状况、职业、个人创新精神、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未婚、从事商业和工业、创新精神高、与社区里和社会上其他的人们交往多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更大；而电视和广播媒介的使用则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有负面影响，即看电视愈多、听广播愈多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小。 值得注意的是，三组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是不同的，由表3中“调整后R2的增量”三行可知，人口因素的解释力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人际交往因素和媒介使用因素的解释力相当有限。 （三）农村居民媒介使用与人际交往之预测变量 为了检验假设四和假设五，分别以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因素中的各个子因素为应变量，以人口因素中的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预测农村居民媒介使用与人际交往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N=648） 因变量预测变量R2（调整后的R2）模型的显著度看电视时间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商业***、创新精神*.139 (.125).000看报纸时间年龄*、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商业***、其他职业**.188 (.175).000听广播时间工业*、其他职业**.043 (.028).003读杂志时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商业***、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75 (.162).000媒介内容偏好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其他职业**、创新精神***.392 (.382).000与家人的交往性别***、教育程度*、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26(.113).000与亲朋熟人的交往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099(.085).000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商业***、工业***、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20(.106).000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年龄**、家庭收入***、商业***、工业***、创新精神***.313 (.303).000由表4可知，不论是媒介使用还是人际交往，由人口因素中的变量皆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预测，其中预测力最强的是“媒介内容偏好”和“与社会上其他人的交往”，最弱的是“听广播时间”和“与亲戚朋友熟人的交往”，其余所有的预测力则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假设4和假设5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我们有理由认为，除了表3中所显示的直接影响之外，人口因素通过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这两种行为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有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行为因素，起着预测作用的人口因素往往不同，但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和创新精神。 五、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就整体上言，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社会的扩散情形不容乐观，如图2所揭示的，在总分为10的情形下，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得分均值为3.91。显然，倘若这一调查在我国城市地区进行的话，城市居民的得分应在7.00之上 [3]，而这还只是在不计城市居民对部分创新传播科技的重复采纳，或者在家庭采纳之后又实现了个人采纳的情形下的结果。仅此已足以表明，我国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现实是的确存在且亟待克服的。 分析表明，在人口因素、媒介使用因素和人际交往因素三者之中，人口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最大。其中，农村居民的大众媒介内容偏好、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其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最主要的变量；同时，尽管农村居民的行为因素对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有一定影响，但这些影响又能在相当程度上由人口因素（尤其是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而得以预测。Rogers（1995）的经典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的结果往往会加大同一系统内早期采纳者与晚期采纳者的社会经济差距，同时亦会扩大没有采用创新之前具有较高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差距。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其核心指标即为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居民之间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不言而喻，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将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从而对今后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产生更大影响。 本文的结论表明，消除城乡之间及农村社会内部数字鸿沟的根本举措，在于增加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以及提高其文化教育程度 [4]。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农村居民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经济门槛。同时，政府有必要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实行政策上的公共投入，降低运营成本，这相当于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王刊良、刘庆,2004）。此外，正如有的学者（黄曼慧、黄小彪,2004）已经注意到的，相关部门必须把教育放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发展教育应首先注重对人们信息意识的培养，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从而缩小由于信息意识、文化程度和智力等方面原因造成的数字鸿沟。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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