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传播学是关于社会精致化管理的知识，也是反思性知识。这种悖论关系，决定了传播学内在的思维动力。从学科而言，传播学是从广延向纵深发展的开放的知识平台。传播学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找到多元的知识起点。多元的知识可能形成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吊诡，也可能带来思想的活力。 关键词：传播理论、知识社会学、反思性 一、控制与反思 人文社会科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反思。自启蒙哲学诞生以来，原有的知识传统、权威和信念不断祛魅，代之以理性的觉悟。形而上的普遍性知识被束之高阁，世俗化的知识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在世俗化知识的王国里，传播学是后起之秀。她的学术本性与其说创新，不如说是寄生性或延展性的成长。构成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殿堂的台柱显然是经济学、法学、地理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传播学只是从这些学科主干上发出的新枝，或者说是沿着这些学科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攀援而上的一支青藤。传播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得益于现代知识形态的演变。 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进化，归根到底，是受到支配社会生活的技术力量的推动。这里，我们不只是把工具的进化看作技术，也把社会管理看作技术。如果说传统的普遍性智慧型知识企图塑造人的心灵，给与宇宙和生命一个整体的终极的解释，那么，现代的社会知识显然放弃了这个野心，仅仅试图控制人的社会行为。 人与动物的本质的区别之一，就是她能够创造复杂的符号-意义系统，借助这一系统进行交流，这是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传播，是人类的生命本质的显现。传播现象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在中文传统里，圣贤必须是精通传播的。“天垂象，见凶吉，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①《说文》解释：“圣（聖），通也，从耳。”圣人和圣王，是掌管口耳传播权力的大巫师和政治军事首领，其主要的传播范围，广及天人之际，神鬼之间，四方之域，决定着人们的时空感觉和意义理解。在西方，古希腊的哲学家把演讲术当作最崇高、最精致的学问，掌控语言是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重大技术。在传播学诞生之前，人们关于传播的知识，大量存在于语言学、文学、宗教和哲学里。媒介与人本身合为一体，人们可以大量的讨论语言、绘画、诗歌、商贸甚至战争，却无须特别建立一门学问来讨论无所不在的传播。就像人们呼吸着空气，无须考虑空气在哪里。 现代社会科学多半从关于人性的某种基本设定开始其知识的建构。正如经济学可以把人定义为“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物”、社会学把人定义为“全部社会关系的集合”、法学把人定义为“天生的政治的动物”、心理学把人定义为“由本能欲望和潜意识支配”，传播学为何不能依据“人是制造运用符号来传播信息的动物”这样明白的事实，建立起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那样的社会科学主干学科？传播学的诞生，根源于媒介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因此不管人类对于传播有如何深远的认识，传播学只能是一门现代学科。它产生于媒介与人的分离和对立，产生于不是人来自由地运用分享媒介，而是由媒介控制人这一残酷的社会事实。就是说，传播学产生于媒介从人的外化和异化的现代性境况。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网络，越来越丰富的媒介世界，将人们带到无限宽广的信息的汪洋大海。媒介代替了令人敬畏的长老、威严的国王、风骚的荡妇。媒介正在控制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对于幸福和恐惧的感受。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传播学既是社会精致化管理技术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试图摆脱这种媒介控制，挽救言论和思想自由的一种努力。这种内在的悖论关系，决定了传播学的领域始终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思维动力。20世纪的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就是，民族国家的中央机构坚持控制着主权范围内的整体媒介环境；国家的媒介体系——电讯服务、大众流行报刊、广播电视网等伴随着大众产品和消费组织一同发展起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建构了全球化的媒介系统，并控制着信息资源和娱乐市场的分配，进而重构着人类的文明面貌。②传播学面对着新的现实和危机，一方面寻求精致化的管理控制，另一方面又寻求着反控制。这导致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也称管理学派）与批判学派的知识视角的对峙。传播学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注重效果考察和证据收集，认为对于效果的考察较之固定的一般定理更加准确。从60年代开始，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新技术革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最大的动因。传播媒介技术迅速发展和相应带来的社会管理问题，必然成为传播学的新经验主义知识探求的核心。这种研究，不仅具备纯粹知识的认识论意义，而且必然成为国家管理技术的最重要的内容，甚至成为国际竞争和战略思想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的社会功利性是其学科的本质特性，它也必将成为主流知识和权力知识。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现代社会的媒介控制技术初现端倪的时候，就出现了知识的反抗。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巴黎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则从批判的角度出发研究大众媒介，他们揭示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观察论证以证明媒介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媒介作为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聚合体。媒介技术的现实正在和日益紧密的社会控制结合，构成对个体的自由和多元文化的根本性的威胁。这种否定性理路深受后现代各种人文学科理论的影响，如反思社会学、象征人类学、女权主义、受众反应理论、批判的文化研究、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它们正在建构新的与传统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背道而驰的知识。从全球化的趋势看，这一套知识形成了对于主流知识和权力知识的挑战，处于边缘地位。因此，强化控制技术和强化反思力量是传播学的内在的矛盾。有时人们也将这两个维度理解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风格歧异，或者理解为社会科学背景和人文学背景的冲突。而我认为这些概括没有解释传播学内部矛盾的本质。比较适当的概括是：控制的知识与反思的知识的对立。这种知识的分野首先不是源于方法论，而是源于价值论。也就是说，控制的知识相信社会群体生活的基本价值超越于个体生活的价值，而群体生活必须建立在有效传播沟通的基础上，这一有效性决定于对传播技术的适当掌控。与此相反，反思的知识相信个体的独立的智性认知是判断社会价值的尺度，从本体论意义上，传播沟通是非本真的，只有摆脱外在的制度和技术的控制，人类才能更真实的感受存在的现实，从而才能更自觉地矫正其社会实践，获得相对自由。传播学无法逃离这种基本的价值选择。 二、纵深与广延 当年，施拉姆雄心勃勃企图建构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这些学者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传播学家，但是他们的著作却被称之为传播学的早期文献。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 问题回到了现代学术建构的聚合效应和离散效应。传统学科始终围绕着它的基本设定运行，可以说，每一个传统的和主干的学科，都有一种谋求终极解释的野心，无论其视界展开得多么辽阔，最终还是要回到她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上来。这就是所谓聚合效应。而另一方面，知识视界的展开，必然导致分支研究的活跃，于是，在知识向心力的相反的方向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可谓“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这些分支的学问，不仅与原来的知识母体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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