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旁门左道，改祖悖宗。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这种复杂的现代学术局面，有点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城市。开头在这里居住的人们，彼此还经常走动，互相熟悉，各家的掌故，城南城北无不了然于心。如今满城繁华，却都是陌生面孔，彼此不关痛痒。城中管制又是如此之严，居家行路，皆要有身份，因此最讨巧最安稳的做法，便是偏安一隅，所谓自扫个人门前雪。偶尔有点扩张的野心，也不过是将邻里的篱笆或栅拦挪动挪动而已。社会科学在这个需要形形色色的专家的时代，在这个学科建制直接关系到资源分配的时代，渐渐变得鸡零狗碎，小肚鸡肠，成了地地道道的管窥之学。 传播学未必不想变成理想中的专家摇篮，事实上，她已经是培养媒体专家、广告专家、公关专家的摇篮了。她也未必不想效法经济学追求数学般的精致和优雅，事实上，她也已经制造了过多的模型。模型的意义在于将复杂的概念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便于实践操作。结论被置放在公式的另一边，无需人的关怀，排除例外的干扰，在等号的那一边，客观真理的幻像，就会如同生产罐头的流水线，自动地吐出成果来。因此，传播学可以毫不愧疚地证明，自己也是一门货真价实的“科学”，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真理的显现形式。这种仅仅根据逻辑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按照数学公式建构的模式，正在成为所谓纯粹知识的纯粹形式。北美传播学在学科建制的大趋势下，在表明自己也有能力提供这种纯粹形式以外，同时窒息了学术反思的力量，形成了事实上的知识垄断。 尽管这样，传播学还是作为后现代的活跃的学科领域，得到了一些激进的社会科学家的青睐。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报告中把传播学看作新创的带有跨学科色彩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出现被认为是“朝着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的方向汇合”，有助于改变过度分化的知识困境，重建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这是世界著名的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权威们的一个观察结论。③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学术禀性要求她成为新型的多学科知识交汇的平台之一。当今社会科学已经有了多个这样的知识平台。如地区研究、女性研究、发展研究、现代性研究、文化研究、环境研究、公共管理研究等等。这些新的知识领域给人一种特殊的平面感。对于受到系统的传统学术训练的人来说，颇有点莫衷一是，不大适应。这里没有基本的人性设定，从而也没有固定的价值选择；方法和学术套路多种多样，好像四面八方都是门，没有既定的通道，也就没有固定的程序。这些知识平台，与其说是知识的殿堂，不如说是知识的竞技场和表演场。传统学科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队，演出自己的路数，展示自己的发现。问题是，这些知识平台的搭建，确实有充分的根据。这就是人类对于现存社会各类问题的聚焦。不是形而上的那些悬念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是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要求人们的反思。所有反思都是用来调适人们紧迫的社会实践。 传播学长期以来困惑于自己的学科边界。如果按照“人是制造符号-意义系统从事信息传播的动物”的这一设定来建构学科边界，那么传播学简直可以并吞大多数社会科学。事实上这是过度的自我夸张。现在的传播学的分类，勉强的划分出人类传播（Human Communication）和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两个大类，其中人类传播实质上是以研究人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作为中心的。大众传播则相对集中于现代媒介技术、媒介制度和由此决定的社会进程与文化。我们说，社会科学的分类，可以有一个简明的概念。一类学问从基本的人性设定出发，并且通过特定的知识探索，最终丰富对于人性的认知。另一类学问，则是从人类的境况出发，描述境况的形成，多角度的探求其根源，寻求改善的途径。前者是由终极关切的智慧冲动来推进的知识，构成严格的学科边界和知识传统；后者由于社会实践的反思性或策略性的需要。因此，前者形成纵向性积淀的学问，后者形成多学科交汇的知识平台。传播学与以上提到的各类开放的知识平台可能有所不同的是，它还有机会将自己发展成纵向积累的学问（新的基础学科）。如果说传统学科是从纵深走向广延，传播学有可能从广延走向纵深。走向广延的传播学，即传播学的广义概念，是从人的从事信息传播行为的本质出发，研究传播对于社会文明的建构以及对人的认知-心理系统的建构。走向纵深的传播学，即狭义的传播学，是从媒介与人的外化和异化着眼，研究媒介的工具存在、社会存在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影响，包含着控制的知识和反思的知识两个方面。当然在这里纵深度和广延度也是相对的。广延的传播学，恰恰是超越了具体的社会管理问题，而将知识的探触头伸向人性的和文化的本质层面，试图从信息交换的形式的角度作一个根本性的解释。然而纵深的传播学，却是执著的追踪最敏感的社会问题，将知识从高空拉向地面。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说：“传播的技术已经毫无疑问地影响到全球化的所有方面……[并且]已成为现代性的反向和造成将现代与传统分离的非连续性的基本因素。” ④这就是说，传播研究必然成为现代知识的焦点。 传播学正通过借用其它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形成了新的跨学科的研究态势（new transdisciplinary border conditions）,与传统的传播研究相区别，不是为了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来研究如何实现满意的传播效果的控制途径，不只强调大众化、世俗的和日常的研究，而是高度关注一个成熟的体制性的课题：认识媒介在现代性、在工业化发展和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各种争论不休的变化——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之中的角色。今天许多学者都普遍关注大众传媒，以更宽广的视野将它看作社会再生机体的一部分，它能够将全部获取信息和娱乐方式进行社会分享、引导和再分配，并将这一切作体制化地安排，使之更紧密地贴近现代性的核心。⑤因此，传播学显然正在游离开经验主义的微观知识架构，通过反思性的社会理论的启迪，进入宏观视野。 三、多元与吊诡 如果按照知识社会学的标准，任何学术都不能不申明它和现行体制的关系。西方的各派传播学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关系，可以分为亲和、对立和中立三类。在著名的《关于报刊的四种理论》以及大量的经验研究里，我们看到的是亲和色彩，而在批判学派的著作中却看到了对于资本体制的无情解构。追究到这两大知识模式的背后，却往往是同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信念，所不同的是对于现实社会制度的态度。亲和派不是没有批判性，而是把批判性的矛头转向外部；对立派也不是只有否定性，而是通过对于现实的问题的揭露去肯定本体意义上的自由。传播研究企图证明，现行制度究竟是保护了自由还是妨害了自由。然而，今天的传播理论似乎开始扬弃片面性的观念。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分野已经不那么清晰。在传播的议题设置、沉默的螺旋、知识沟、培植理论等经典的经验研究中，其结论恰好构成对体制的知识批判。在文化研究、第三世界传播模式的研究中，经验性的观察、统计已经成为基本的方法。就是说，构成传播知识的探索和陈述的形式，已经有了某种公约性。我以为，这是传播学的整体的进步，证明了多学科方法的融合是有效的。一个学科的成熟，不是体现在它的公理设定，而是体现在它的方法论的特殊与完备。如果我们要划分传播学的发展阶段，我宁愿说，40年代到整个冷战时期的传播学，是由信念支持的系统，距离它所标榜的科学性还比较远，与意识形态还有深刻的联系；传播学真正的独立发展是科技革命成功、经济体制转型的结果，这时候它的知识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