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既定的考察路线的用意所在。再比如，2005年11月26日，当温家宝总理到哈尔滨察看、了解松花江水体污染、群众生活用水供应等情况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次视察中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当温总理到哈尔滨市居民杜继亮的家里探望时，杜的大女儿很激动，说：“我们的生活井井有条，社会秩序也很好。谢谢党和政府，把群众放在心里。”而温总理说：“你这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党和政府谢谢你们，谢谢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一句“要倒过来说”证明话语表达的偏差问题已经受到政府总理的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人、定时、定点举办新闻发布会；二是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迄今做的那样，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三是遇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组织新闻中心，进行新闻发布活动。迄今，我国三级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新闻发布的具体运作和相关法规仍然有待健全与完善，政府新闻发布时常与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有矛盾冲突，双方的利益、目标需要协调。 1、各省、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应该以民为本,充分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让政府官员们明确，公民的知情权并非来自政府官员恩赐，恰恰相反，告知是政府公务人员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属分内之职责，如果不这么做，就应该被问责追究不作为或欺骗公众。凡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就会造成政府官员责任不对称，比如：某一级主管的官员，不披露某类信息就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但如果一旦他披露了，却可能要承担由此而来的全部后果。在这种责任不对称的情况下，官员倾向于沉默，倾向于不披露，倾向于不跟媒体接触，从而导致媒体获取信息的困难，9 进而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引起社会舆论莫衷一是，造成社会秩序失控。这同时也说明中央、地方、部门政府在新闻发布方面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要改进落实，以便更好地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实现社会正义与和谐共处。 2、改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发言人专业水平。新闻发言人制度首先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是推行政务公开的需要。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公开了62个部委75名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之后众多媒体反映新闻发言人的“服务”并不到位。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的专访时给予了应对。他认为：应该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的决定》，既然强调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那么就应该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反应机制。履新不久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在松花江水污染危机事件后，也表示政府官员特别是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不能遇事再捂着”。12月 2日在北京开班的第四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蔡武主任表示，“如果在正规的渠道没有权威的信息发布，必然会有旁门左道或者虚假的消息冒出来。我们应主动、及时发布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以引导舆论，抢占话语的主导权。”10 另外，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专业水平应该提升，目前，我国几乎所有政府新闻发言人都来源于官员背景，其新闻敏感不够、新闻专业语言运用不到位、传播沟通技巧不熟练，可以考虑从媒体优秀的记者队伍中引进新闻发言人，并且逐步实行新闻发言人专业化和职业化制度。 3、切实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最大化。现代文明政府不是万能政府，而是有限责任的服务型政府，应该具有公正精神、责任精神、协调精神、自律意识、宽容精神。政府要承担来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并向所有公众及他们的代表机关负责，责任政府意味着国家行政机关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和有效维护者。11 比如，美国为了保障其公民信息自由权，有一系列的法典制约：美国建国之初的《独立宣言》、1791年颁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等等。以后，又有1966年开始实行的《信息自由法》、1977年3月通过的《联邦公开会议法》，即《阳光法案》。这一系列法典为公民信息自由权提供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即成为了政府的基本义务。12 列宁曾说，“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以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为前提的。随着通讯手段的多样化，互连网的发展，信息的封锁几乎成为不可能，不及时传播应该传播的信息反而会引起社会的不安。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政治民主化和传媒的发展之间寻求一个契合点。13 信息公开是公民实现参政议政的前提条件，也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新闻源，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信息公开和保守国家秘密是一种权利和责任的关系，也是一对矛盾，如何在这对矛盾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需要我们认真探讨。目前，我国公众期待已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已经推出草案并进入政府讨论议程中，值得期待。 4、即使面对危机事件，公众也应该享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这样民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同时凸显政府正面形象。民意监督政府，自然会给政府官员增加压力。当然，这里的民意应该依据公共领域内正确信息，代表广大民众进行合法合理的政治诉求。他们及时发现问题、讨论并且试图解决问题，尽管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有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也在减轻政府负担，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在她的《制造新闻》一书中认为，新闻是对真实新闻的建构；新闻是法定机构的同盟者，同样使现状合法化。美国媒体大量报道社会冲突事件，这似乎无助于社会稳定，曾引起广泛的批评。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媒体作为社会的“排气阀”通过释放不满情绪，可以减轻社会内在的压力。14 所以，我们的各级政府应该警醒“防民口甚于防川”的危害性，至少让民众的舆论监督成为促进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切入点、突破口。民意监督是整个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展公众的话语表达通道，是实现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发展机制的重要体现，它只会有利于社会稳定。目前，政府体制内的某些监督机构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如“矿难治理”、“官煤勾结”、“环境治理排污”、“国企改革”等等），政府以及所控制的媒体如果给民众更多的实际话语权，将可以保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重大公共决策、危机处理的讨论以及监督，自然也可以减少决策、处理问题的失误和风险，避免“利益由少数人独享，风险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现象。 四、小结 处理与报道危机事件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这三个因素，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共生体系。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是决策阶层，对外发布权威信息，政府的介入对事件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而相关的信息是否公开，责任是否到位又常常是关键的关键，如果不让公众知道事情的真相，隐瞒事实甚至发布假信息，这就不是一个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作为；媒体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坚实平台，它需要客观全面地传播信息，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同时也要传达民众的话语，监督政府的行为；民众是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不能借口稳定，剥夺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回观有关政府这次并不成功的“危机公关”的过程，从策划者、实施者一直到接受者之间的信任、起疑、协调、再度信任（或者无奈认同），让人民看到了新闻发布与民众知情及话语表达之间的不均衡不对称，耐人寻味的是，以2003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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