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资源。只要主流文化保持着足够的文化自觉和民族特点，大众性文化消费的趋同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在文化价值和信念认同的同质化。有的研究者以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实行“开放天空”政策为例，说明该国舆论担心印度文化会被美国文化蚕食没有成为现实。无论是公营还是民营的印度广播电视，反而都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壮大了。印度的电视屏幕不仅没有被美国化，反倒是一些境外的广电传媒在大力寻求印度本土文化的包装，以适应当地居民的口味 [38]。有的研究者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一词正悄悄地被“跨文化传播”所取代，词汇变换的背后折射出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的微妙变化 [39]。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对本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和更多的自信。当然，就交流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例如，美国国旗向来是时尚促销者爱用的符号，麦当娜能穿着红色内裤、军靴，披着美国国旗呼吁人们去投票。但在亚洲国家，国旗、国徽、国歌普遍被视为神圣的象征，不得随意使用 [40]。近年来几大跨国公司的“问题洋广告”在中国被叫停，正说明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必须是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12．公众的媒介素养与改革新闻教育 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在2004年被重新提出后，继续成为2005年传媒教育领域讨论最集中的话题。有的研究者在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渊源及其演进过程后发现，上个世纪30年代西方媒介素养理论的提出，有感于培养公众媒介批评精神的必要，而我国学界提出公众的媒介素养问题，看重的是传媒知识的普及和如何教育公众正确使用传媒 [41]。实用目的和批判精神的不同诉求，导致了中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不同面貌。尽管有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在当今环境下培养学生的媒介批判精神更具有现实意义，但从现在多数研究文章的立意来看，实用目的仍是主要追求。2005年内，有较多的研究文章谈到在少数民族、农民群体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这样的教育可以提高这些人群对媒介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在传媒舞台上的弱势地位[42] 。 2005年出现了较多的关于新闻教育的文章。有的学者从分析美国新闻教育协会会长詹姆斯·凯利的观点入手指出：新闻教育的目的不应是狭义实用主义式地为业界培训称职的雇员，而应当培育有能力继承启蒙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家。他们会跑新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具有在把握社会“真实的整体”基础上发掘新闻的能力；他们是专业人士，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传播的技能，更在于他们具有服务于社会全体、倡扬公共利益、献身社会福祉的精神。以“传播”为名，遵从业界需要，令教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翼，是目前各传播院系本科教育所走之路。如果以技能教育取代研究、取代人文教育的博雅，新闻教育将被降格为职业培训班。技能，从长远看，实在太单薄，不足以使新闻教育在大学占一席之地。有的文章对新闻教育培养既懂新闻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的要求提出质疑，因为商人和新闻人在理念上是格格不入的。 [43] 注释： [1] 钟继红《付费采访的是非曲直》，《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范明献《付费采访的是与非》，《新闻界》，2005年第2期 [2] 吴新文《超越道德苛求与道德放纵》，《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陈力丹、胡森林《记者职业行为的边界何在》，《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3] 本刊记者《新闻界有太多见义勇为的热血记者》，《中国记者》，2005年第7期 [4] 吴非、胡逢瑛《美国政府与记者对消息来源保密权利之争》，《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陈力丹、费扬生《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当代传播》，2005年第6期 [5] 闻娱《沉默还是表达》，《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6] 万润龙《是尊重事实，还是主观臆断》，《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7] 夏禾雨《透过疫苗事件看新闻报道的风险性》，《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8] 喻国明、戴元初《羽化前的阵痛》，《国际新闻界》2006年1期 [9] 廖望劭《脱“俗”，从播音员主持人做起》，《声屏世界》，2005年第10期 [10] 李晓云《被娱乐的大多数》，《新闻界》，2005年第5期 [11] 贾秀清《“娱乐”：从功能到本体》，《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2] 应天常《电视新闻娱乐化的底线》，《声屏世界》，2005年第8期 [13] 于德山《新闻传播的博彩化与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生态》，《声屏世界》，2005年第9期 [14] 李刚、于隽《从<非常6＋1>看真人秀节目本土化改造》，《电视研究》，2005年第4期 [15] 贾宏《对“真人秀”电视节目本土化的思考》，《电视研究》，2005年第8期 [16] 李翟 朱颖《对“超级女声”的传播学分析》，《当代电视》，2005年第1期 [17] 孙旭培、张爱莲《电视娱乐节目“平民造星运动”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声屏世界》，2005年第8期 [18] 李永刚《政府形象建设的政治学思考》，智识学术网2005年5月24日；胡华涛《新闻发布制度化构建种的立法问题》，《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9] 刘建明《关于公众知情权的深度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5期；丹尼尔·西蒙斯《对言论自由的可允许限制》，《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4期 [20] 吴瑛《危机传播需要的是什么》，《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21] 陈力丹、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新闻界》，2005年第6期 [22] 冯令沂《以平常心论小赢》、陈欢乡《电视粤军如何应对境外电视的挑战》，《南方电视学刊》，2005年第2期；李玉《广州地区电视市场格局与态势的分析和启示》，《新闻大学》，2005年第2期 [23] 谢耕耘《频道公司化改造》，《南方电视学刊》，2005年第3期 [24] 卢凌燕 申其辉《电视栏目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声屏世界》，2005年第11期 [25] 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26] 张洪忠《“刻度”和“阀门”：公信力对不同类型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新闻记者》，2005年第12期 [27] 彭焕萍《中国电视新闻的平民化进程》，《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刘丹凌《浅议民生新闻的泛化现象》，《电视研究》，2005年第2期 [28] 程源源《方言：包装纸还是文化牌？》，《视听界》，2005年第1期；俞虹、金姗姗《直面方言播报主持》，《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邵培仁、潘祥辉《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29] 庞大力《传播学角度的博客研究》，《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郑达威《信源扩张与网络公共领域现状》，《当代传播》，2005年第3期 [30] 张军华、王晓勇《当代电视新闻传播的新特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苑京燕《未来电视的走向：随时、随地、随意》，《视听界》，2005年第5期；栾轶玫《从“传统广播”到“播客广播”》，《今传媒》，2005年第10期 [31] 齐心《数字电视、互动电视与网络电视之异同》，《新闻界》，2005年第1期 [32] 张骏德、李小翠《公交移动电视的传播学解读》，《新闻记者》，2005年第8期 [33] 仲灵毓 仲富兰《楼宇液晶电视形态初探》，《新闻记者》，2005年第9期 [34] 宰飞《手机电视的实现方式及商业模式》，《声屏世界》，2005年第5期 [35] 李仕权《表面繁荣下的边缘化实质》，《声屏世界》，2005年第10期 [36] 赖浩锋、卢洁萍《努力提高对农电视的传播效果》，《电视研究》，2005年第7期 [37] 王首程《“小记者”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电视研究》，2005年第6期 [38] 云德《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现代传播》2005年第5期；王辰瑶《论印度电视体制的转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39] 汪明香《从“文化帝国主义”到“跨文化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0] 霍志坚、夏盼《广告跨国传播中的文化对话与冲突》，《当代传播》，2005年第4期 [41] 李秀云：《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新闻记者》，2005年第1期 [42] 李苓、李红涛《媒介素养：考察农民与媒体关系的一种视野》，《新闻界》，2005年第3期；牛新权《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记者》2005年第4期；林晓华《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新闻界》，2005年第3期 [43] 潘忠党《解读凯利 新闻教育 新闻与传播之别》，《中国传播学评论》2005年第1辑；李韧《商人和新闻人》，《新闻记者》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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