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公信力对于不同类型的媒体受众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严肃的时政类媒体来说，公信力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收视率或阅读率，而对于娱乐类的媒体来说，公信力不是决定它市场好坏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如果它们的公信力跌出公众所能承受的“阀值”，也会影响到它们的市场份额 [26]。 8．传播内容与平民视角 “内容为王”是近年新闻改革的一个指导思想，除了平面媒体对传播内容的调整不断翻新外，2005年关于电视传播内容的分析， “平民化”仍然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精英话语的边缘化和体制话语的“去神圣化”，大众文化陷入一种新的无可逃遁的商业性质的语境，而“中国电视新闻平民化的演进正是对这种语境转变的积极回应。”例如民生新闻，一些研究者在肯定其贴近性和亲切感的前提下，对有些民生新闻是否能真正代表“民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在内容上以车祸、凶杀、市民纠纷、自杀、事故或纯粹的猎奇新闻等为主的民生报道，越来越多地把新闻做故事化、情节化、情绪化处理，掩盖了事实的本来面目，其实是对广大市民的审美情趣的忽视和践踏 [27]。 “方言”作为电视节目贴近受众的另一种“策略”，在2005年也继续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电视中的“新闻语言”一向被视为是最为正规、严肃的语言形式，而现在让一些普通人操着一口土里土气的地方话，纵论天下大事，这对老百姓来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电视媒体“去神圣化”的表现之一。对于方言电视节目，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地域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但同时认为，现在的很多方言节目流于庸俗，仅仅把方言当成一张包装纸。一些研究者分析了方言节目存在的社会环境，认为方言节目活跃的地区大都具备几个特点：经济发达，文化厚重而活跃，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生活悠闲而富足。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市民，无不对自己的家园平生自信甚至自恋。因而像《阿六头说新闻》的节目给杭州人的不是新闻本身，而是杭州人对自我的一种认同，一种对本地文化与方言的呼应。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方言言说”这种方式，他们认为广电媒体的“方言言说”以“本土化”之名游走在政治、法律、政策的边缘,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却增加了国家的相关行政成本。 [28] 9．聚合研究传播形态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omNIC)发布“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国网民人数达1.03亿，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用宽带上网的用户首次超过了网民的一半。近年来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学术界使用新名词的速度。2005年，“第五媒体”已经被网络电视、手机电视和手机报等更新的概念替代。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重要的不是给新的媒介形态贴标签，而是讨论新的传播形式对人类原有的交往关系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有的研究者分析了互联网上不同的沟通方式，指出电子邮件和ICQ偏重于个人性，BBS偏重于公开性，而现在流行的“博客”（Blog）则是这两者的结合，有可能发展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公共领域”。[29] 数字化技术带来了传播形态的崭新的变化，即传播的感性化、即时化、互动化、过程化和多媒体化。在技术革命的乐观期待下，有研究者认为未来电视的传播形式将是“随时、随地、随意”的。就连一向比较冷清的广播研究也因为“播客”的出现成为2005年的一大热门。有研究者甚至指出，基于网络的‘播客’技术是广播进化的一个全新转折点。[30] “播客”技术同样突破了传统广播的线性传播模式，实现了广播制作、传播、接受的随时、随地、随意。而网络电视和互动电视的研究目的，就是“网络时代电视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其中最重要的核心特征就是变单向传播为互动传播”。[31] 移动电视在2004年还是一个新事物， 2005年又有10多个地市相继开播移动电视。有的研究者对公交移动电视这一媒介形式进行了传播学解读，指出受众庞大是公交移动电视的最显著的特点，而且其受众群的构成又以一般工薪阶层和中产阶层为主，因而广告商会相当青睐这种新的媒介传播形式。但是广告的比例也要适当，不能单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垄断传播的情况下把广告硬塞给观众，如果播出太多的广告，观众也会产生厌烦心理。[32] 楼宇液晶电视和手机电视等新的媒介形态也是这年被关注的对象。从受众角度看，楼宇液晶电视能够舒缓狭小空间中人们的压抑情绪，调适略显尴尬的人际关系。这种传播形态发展的驱动力在于它的商业价值，它本身就是一种为广告而生的媒体 [33]。借助未来的2008年奥运会，手机电视业务浮出水面，但从一年多的实践来看，手机电视所带来的体验意味还是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效果。资费昂贵、具备看电视功能的手机种类稀少等，都是目前手机电视无法普及的原因，但研究者相信，从长远看随着移动通信网络带宽的加大，业务资费水平会下降，手机电视的普及将是迟早的事。 [34] 10．传播冰点得到关注 对农传播和儿童频道是近年的传播冰点，如果说2004年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这两个问题的现状描述上，那么2005年的研究文章已经提升到传播主体与话语权力的高度。 有的研究者提出，在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频频出现在广播、电视、报刊上，形成了三农问题中央热、地方热和媒体热的局面。但是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隐含的却是三农报道边缘化的趋势。农民显然应该是三农报道的主体，但在三农报道中，农业部门或地方政府却成为报道主角。所有关于农村问题的讨论都发自城市，几乎没有来自农村基层的声音，他们的命运决定于城市人怎样看待农村问题。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虽然有不少政治人物和媒体都在谈论农民，而农民自己不在场，不了解，不关心。于是造成这样的结果：两档质量较高的中央电视台的对农电视节目“金土地”和“致富经”，持赞扬态度的观众也不足两成。[35] 有的学者比较集中地研究了对农电视的效果问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倾向于农技人员，亲戚朋友等个人传播，对广播、电视等媒体则持保守态度。对于农村电视节目中推介的信息与技术，农民持半信半疑态度，不敢试验。[36] 影响对农电视节目传播效果的因素有很多，有编排上的欠缺、传者的疏忽，也有观众接受能力的限制，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传播者没有把农民当作对农传播的主体，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们的需求。 国内儿童电视的症结是儿童主体的缺失。对此，研究者在分析了国外一些成功儿童电视节目后发出了“重新认识儿童”的呼吁。有的研究者从儿童电视节目的“小记者”现象，提出了儿童的传播话语权问题。他们质疑说，在现行规定下，没有采访权的小记者们采写的每一条新闻背后都有大记者的身影。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13条明确规定：儿童有在媒介上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他们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满足儿童就自己的需要而发言的愿望，也是对儿童的赋权。承认少儿新闻和小记者应有的地位，而不是仅仅给儿童一个模拟的机会，才能真正体现对儿童权益的尊重。[37] 11．跨文化传播有了新观点 如何应对跨国媒介巨头的挑战、如何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丧失本土文化的特色等等问题，继续在2005年成为研究的热点，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利益、媒介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与前些年讨论跨国媒体与信息安全的文章相比，这年的研究结论显然乐观了许多。 有的研究者认为，学会宽容和接纳他种文化，是现代人具备的基本素质。有了这种眼光，就会发现，异质文化不仅不是一种要被现代化“化”掉的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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