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有的文章认为，对于舶来的真人秀节目形式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才能吸引国内的观众。例如“非常6＋1”就把西方真人秀节目中“窥视隐私”和“暴露人性弱点”的传播策略改造成“展示奋斗历程”和“追求精神满足”，这种改造获得了国内观众的认同 [14]。而这个本土化的个案，也让人们看到在“真人秀”这样的电视娱乐节目中追求娱乐性与社会责任、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平衡是可能的 [15]。 对于“超级女声”，从传播方式和效果方面探讨的居多。超女总决赛的广告报价为每15秒11.25万元，超过了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的最高报价，因而引来不少研究者对“超级女声”品牌运营的思考。对于“超级女声”的社会效果，媒体和学者的评论明显地分为两派。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有积极的社会效果，营造了一个平常人的舞台、更加尊重电视观众的主动性 [16]；也有的认为，这样的“平民造星运动”的核心，传达的是“成功不难”的信息，而青少年在这样的暗示下，难免会幻想通过这类节目不劳而获，忽视了在现实中成功者都有艰辛的付出。电视娱乐节目的造星运动也在无意中强化了相貌、身材，忽略了精神层面的因素，这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也有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 [17]。 5．深度关注危机传播与知情权 随着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它不追求商业上的盈利，但追求政治意见的有效传达和正确灌输；不强求表面的顺从，但却着力于理想的引导和内心的控制、人心的归向。通过传播恰到好处的展示政府的作为，是现代社会政府改变公众认知和评价态度的最重要的手段。然而，由于某些政府部门的观念转变没有跟上实践的发展，他们在扮演信息提供者角色时还多少有些不情愿，保持着居高临下的态势。有的研究者认为，知情权的法源在我国宪法中很丰富，但长期以来新闻发布工作归口管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工作部署并非依据法律来办事，民众自身也缺乏向权力部门依法索取信息的权利意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确立和推广，向建设“阳光政府”的目标迈进了一步，但要把好的制度真正落在实处，还必须有观念上的深刻认识作为保障。新闻发布制度代表着政府公开、透明和负责的承诺，它是政府的义务，不是权力部门对民众的恩赐，更不是制造或诱导舆论的“权谋” [18]。 在新闻发言人制度中，一个关键词是“知情权”。2005年9月，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灾害性事件伤亡的人数将不再是国家机密，应通过媒体及时公布；12月，国务院新闻办表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将努力在第一时间发布。然而，仍有一些官员把掌握的信息当成特权，把信息分配资格化、身份化和等级化。因而，用法的形式确定知情权的清晰内涵十分必要。有学者认为，知情权应包括政治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自我知情权三个方面的内容。2005年在中国外交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举办的“中欧人权对话研讨会·表达自由”会议上，以下观点得到认同：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能是含糊的法律，含糊的法律因为没有提供公平的警告而使无辜者落入圈套 [19]。 两年前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2005年的危机传播已经进入详尽分析危机信息流障碍和总结危机事件传播规律的阶段。有研究者在对比了肯德基“苏丹红”事件和南京冠生园“旧馅”事件的不同处理后指出，肯德基的“自责”与南京冠生园的“逃避责任”、肯德基的“转移视线”与南京冠生园的“无所作为”、肯德基的“补偿”与南京冠生园的“否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鲜明的是肯德基在爆出“苏丹红”事件后只用三个星期就渡过了危机，而有80多年历史的南京冠生园在发生“旧馅”问题半年后就黯然破产 [20]。随着交往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危机事件显然再也不能用“捂”和“堵”的老办法来处理了。如何应对危机事件，如何进行有效的危机传播，成为媒体、政府、企业以及各级组织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松花江水污染的危机传播分析，研究者指出：前期危机识别信息公布得不充分，错失了进行危机早期干预和处理的良机；后期在危机应对信息上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又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和危机信息传播者的信誉。通过分析这一个案， “外松内紧”、“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反面文章正面做”等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和媒体在处理危机事件时普遍遵循的潜规则，显然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因为它们成为危机事件中制约信息有效流动的主要观念障碍 [21]。 6．广东电视竞争和内地电视体制改革讨论 2005年广东地区电视竞争颇为注目。研究者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香港电视在广东全境的事实性进入，曾一举抢占了广东电视收视市场80％以上的份额。在与境外电视的短兵相接中，广东本地电视从不适应到适应，逐渐收复“失地” 。2004年10月的收视数据表明，南方台的市场份额已上升到18.4％，在广州地区电视市场中已经远远超过香港亚视（7.4%），仅次于香港的无线台（32.6%）而稳居第二位。电视粤军在境外电视的挑战中实现“小赢”，对于内地的电视传媒来说，不仅增加了信心，而且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越是信息全球流通的态势，地方电视台越是要加固本土化的定位 [22]。 如果说电视在如何应对“外患”上多少还有些未雨绸缪的话，那么如何解决电视传媒体制的“内忧”则是国内传播者们迫在眉睫的话题。2005年，电视业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成为焦点问题。长期以来，电视媒体作为事业单位没有进人权，目前普遍采用的聘用制虽然解决了一时的用人之急，但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有的研究者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指出：它是高度集中的庞大的科层制官僚组织结构，这更像国家行政机关结构，是公共权力行使者，而不是现代媒体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冗员多，中央电视台全年上百亿收入相当部分投入到了已经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成本、运行成本，只有一小部分投入到节目制作和创新上，这与世界上各大电视台日益重视内容开发形成鲜明对比。[23] 还有的研究者在考察了国内的电视栏目后指出，除了《新闻联播》等行政性垄断栏目之外，非行政性垄断电视栏目的生命周期一般只有2－3年。造成国内电视栏目普遍“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给栏目制片人长期的可信性承诺。 [24]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电视改革不能只停留在技术更新和内容改革上，电视管理体系的重新设计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相比于业界的实践摸索，尤其是一些地市电视媒体的改革“大动作” ，这方面的政策研究还停留在相对滞后的状态。 7．一个提上日程的新研究话题：传媒公信力 公信力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话题，但对这个概念的界定往往是拍拍脑袋出定义，概念内涵的模糊影响研究的深度。2005年,复旦大学的三位学者发表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采用了由梅耶建构的媒介公信力指标测量体系，认为媒介公信力应该包含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五个标准。在全国性大规模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者们指出，中国受众对大众传媒公信力的整体评价不高，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公信力水平都没有达到“良好”。研究者们还认为，媒介公信力实际是受众对媒介的主观评价，受众接触传媒的频率和时间对公信力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文化程度则与传媒公信力成负相关 [25]。 中国人民大学承担媒介公信力研究课题的研究者，在2005年发表了课题的部分研究报告。他们发现，受众对传媒的内容偏好与公信力的评价是两个问题。受众可能会很喜欢某些传媒内容，但对其公信力的评价却不高。如一些娱乐新闻，人们对这些内容没有公信力的要求，只要好看好玩就行。因此，研究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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