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内容提要：媒体逼视造成被报道对象遭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本文以“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为个案，分析媒体逼视导致的传媒功能失调以及媒体频频僭越私人领域的原因和规避。 今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东拼西凑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在第一封求助信发出10天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刘又分别写信给更多的“中国富豪”，并将此事告知媒体。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在《华商晨报》刊出的次日，全国许多报纸加以转载，电视媒体也迅速跟进——转瞬间，一个本来很普通的私人求助事件，因为媒体的公开与放大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题。在围绕这个话题的众多言说中，政府救助体系的缺位成了一个反思的重点，相形之下，对新闻界伦理规范意识缺位的反思就显得不那么清晰了。尽管有的评论明确指出，这是媒体对富人集团的“舆论绑架”、“道德强制”甚或是“逼宫”，但要对相关的新闻伦理道德进行系统梳理，光有这些感情色彩强烈的词汇还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这样一件私人性的求助事件，媒体将被求助的6位富豪公开“点名”并对他们的反应“持续追踪”的做法，是典型的媒体逼视。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这种行为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媒体如此明显地僭越私人领域，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媒体的“慈善之举”，这也说明“媒体逼视”这一广泛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媒体逼视对个体的压力 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会给处在媒体“逼视”下的被报道的个体带来莫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他们在正常的私人情境中本不必承受的。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多重剧幕组成的大舞台，而人们在社会舞台上的角色行为与他们“表演”的区域——社会情境有很大的关系 [1]。例如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的聊天可以轻松随意甚至可以有点肆无忌惮，而在大学校园里做演讲则被期望是严谨和有价值的。当社会情境改变的时候人们的角色扮演也会随之改变，否则就可能因为角色行为不适合新情境的社会期待而产生压力 [2]。一个穿着睡衣到办公室上班的人肯定会感到同事的侧目和讶异，因为他在私人情境中的角色扮演（穿睡衣）显然不适合一个新情境（办公场合）的社会期待。 戈夫曼提出的社会情境更多是从行为发生的物理场所和面对面人际交流的传统关系中来考察的，而媒体理论家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则指出，与物理场地类似，媒体同样可以展示或隐藏某些东西，从而创造出新的“信息场景”[3] 。媒体新情境与私人情境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媒体迅速而广泛的“传通”能力使得媒体新情境可以轻易聚集起海量观众，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开”；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有限的关注容量和对社会生活“探照灯”式的反应方式本身就使媒体新情境具有“舞台化”的效果，而媒体越是刻意渲染，媒体新情境的“舞台化”效果就越强烈，给被报道对象赋予的象征意义也就越明显。这样，当媒体把处在私人领域的人不加保护地强行曝光于媒体新情境时，被报道对象在原有私人情境中的角色行为一旦不能适应媒体新情境的社会期待就会感到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个人或者被迫改变原有角色行为以适应新的期待，或者因无法完成转变而感到窘迫和不安。 本来，富豪们是否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应该完全出于他们个人的意愿，是无可厚非的。首先，富豪们并没有道德义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富人们要纳更多的税，这就是社会公平杠杆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表现之一。在完成了社会义务和承担了社会责任之后，富人也有做自己的事的权利和自由，而不必去当谁的救世主 [4]。其次，即使富人们在道义上愿意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个人，客观上他们也无法对每一个求助者都伸出援手。报道中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表示了捐款意向后也对记者说：“接到的这类信件很多，我们不能全都帮助……”。当有记者问刘福成“有没有想过，如果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像你一样给富豪写信，怎么办”时，刘福成也回答说：“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进行选择吧……”。可见，在一个正常的私人求助情境中，被求助的富人无论捐助与否都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本人也不会感到有什么道义上的压力。 但是，当媒体把这一情境公开化后，原本普通的私人求助事件却演变成了对被求助富豪的一场道德“拷问”。尽管最先报道此事的媒体在语言选择上显得还比较谨慎和有分寸，但媒体的点名报道不可避免地把富豪们直接推到“众目睽睽”的媒体新场景中，成为被众多不相干的“观众”注视和评说的对象。在“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见报的次日，某网站就推出了名为“富豪们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吗？”的民意调查，结果认为富豪会捐助的有1321人，不会捐助的1411人。在这种公众瞩目下，位列中国顶级富豪的被求助者们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大量细节的渲染，使得媒体新场景的“舞台化”效应分外突出，给一件新闻价值有限的普通个案注入了其本身难以承载的内涵。被点名的富豪成了“富人集团”的代表，困窘的父亲则浓缩了“弱势群体”的苦难，“穷”与“富”的二元对立又正好暗合了当下的许多社会情绪，事件本身的色彩在重大象征意义的笼罩下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在报道中，沈阳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魏广义说过这样的话，“不能从某一个个案来反映企业是不是在尽社会义务，或者反映这个社会有没有同情心。”可惜这样理性的判断在“人道关怀”、“拯救生命”等宏大的话语下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可见，媒体对私人领域一次普通求助的大肆渲染使之变成了象征性事件，而媒体“公开点名”和“持续追踪”的报道方式更是把富豪们从私人情境直接推向了媒体新情境。在高度象征化、公开化的媒体新情境下，富翁们原来的角色行为如果与新的角色期待不一致，就会形成一种精神压力，进而还可能迫使他们进行角色调整已达到角色适应的目的。在这一事件中，患儿父亲刘福成在求助富豪的同时也主动求助媒体，说明这位父亲很清楚媒体的公开报道很有可能对求助的效果（富翁们的决定）产生重要影响。这位父亲要求公开报道自己的求助行为，属于他个人的想法，但是否公开、以何种方式公开的主动权在媒体。对于处在困境中的个人，我们不宜指责这位父亲的行为是否在私人间的道义上有所欠缺，但媒体对自身话语渠道使用的不审慎和公开报道方式的不恰当，却是值得反思的。 媒体逼视与传媒功能失调 媒体逼视是新闻媒体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开，这种行为不仅给被报道对象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造成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失调。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职能的重要承担者。然而，媒体逼视却因为转移公众对社会重要问题的视线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协调，妨碍了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履行。 私人事件不是不能公开，但是媒体逼视却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地关注，这必然导致公共问题的报道量减少，因为媒体的容量毕竟有限，受众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议题”的容量也有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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