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异常阴险、异常恶毒，竟是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基础。”事实与新闻政治性的关系，万万颠倒不得。颠倒过来，立即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凡是有政治性的都可以算新闻，那么，政治性的造谣、曲解、吹牛等等不是也就可以取得新闻的资格了么？”他指出，“政治性”与事实比起来都是派生的、被决定的，是第二性的东西。我们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是与政治上的革命性不可分离的，“凡是不尊重事实的，那怕装得很像‘革命’，实际上一定是反动的家伙” 。只有把尊重事实和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陆定一进一步指出，事实决定新闻的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有什么决定作用。唯心论的“性质说”，把片面的东西夸大成为全面的东西，把形式当作本质，把附属的当作主要的，把偶然的当作必然的，因而是错误的。唯心论的“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一方面把人人可以懂得的新闻说得神乎其神，只能吓唬“土包子”，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天天玄而又玄地研究这个‘性’或那个‘性’，必致脱离事实，向壁虚构，无病呻吟，夸夸其谈。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事业是人民的良知益友，为人民而报道、为人民而呐喊作为新闻媒体的生命线，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陆定一的这一理论遗产透彻地深化了新闻媒体的终身使命，揭示了新闻学中最根本的问题。早在1946年，陆定一在《人民的报纸》一文中指出：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的。专制主义者不要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们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不奇怪，到了戈培尔辈手里，报纸发生了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反而会越来越糊涂。 所以陆定一强调，世界上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造谣，造谣，再造谣。 陆定一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政策指出，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些报纸秀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们，叫他们“小心！小心！”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服务，当然应该自觉地“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 根据某些了解陆定一的同时代人的回忆，陆定一在胡风冤案、反右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中，积极组织批判活动，还错误地整了一些同志，有时态度武断粗暴，致使一些人被下放到边疆，遭到严重迫害。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权力不受约束的政治环境下，陆定一所犯的错误具有某种必然性。陆定一在晚年对此有所认识，正如他对于光远先生所讲：“光远，我们那时的宣传部，不就是整了一个人，再整一个人吗！”③这种高扬“思想专制”大旗而迫害知识分子的行为，直接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这不是历史遗产，而是中国沉重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本文直接和间接引用的陆定一的思想观点，见《陆定一文集》、《陆定一传》、《文化大革命中名人之狱》等书。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 《陆定一传》，陈清泉、宋广渭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文化大革命中名人之狱》，张永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8月版。 ②见秦川：《我眼中的阎王们》一文，载《领袖们的千古难题》9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据于光远回忆，当“哨兵”是陆定一提出来的，见《见证人应该说的话》一文，在《同舟共进》2004年第2期。 ③于光远：《见证人应该说的话》，在《同舟共进》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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