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工厂的设计也只听‘权威’的，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学艺术领域，扶植‘权威’，只有权威才是对的，反对‘权威’就是错误的，都要受到批判。这使我想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但我又不懂，讲不出多少道理。不过，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就应当是这个样子。” 陆定一不赞成这种做法，主张中宣布要减少琐碎的事务，反对形式主义，腾出时间研究一些思想、政治方针问题，更好地体现党的思想领导作用。陆定一强调，“宣传部不能只管党校、出版、地方报纸等具体业务，应该管整个思想战线。”他说，如果中宣部每个处一年能写出一篇好文章，提出一些好建议，递交的报告被中央采用一点，甚至几个字，就算做好了工作。他强调，“中宣部不要取代中央发号施令。如果每个处都想对下发号施令，那么究竟谁是中央呢？”陆定一的实事求是态度，对新闻出版界的唯物主义者是鼓舞，对一切形式主义者却是强有力的告诫。 三、为知识分子、为学术自由仗义执言 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他乘势提出中宣部重点做好500万知识分子的工作，力主形成尊重知识、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提倡学术自由，力戒学阀打压知识界的独立探索，是陆定一给中国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建国初期，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学了苏联李森科倡导的米丘林遗传学，而压制不同学派引起他的深思。当时北京农业大学主要负责人认为摩尔根学派的基因说是唯心主义，以粗暴的态度批判和压制赞成摩尔根遗传学的教授。党中央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调动了他的工作，让他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了解遗传学知识，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变。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约他谈话说，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还有各种各样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经陆定一的启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尊重遗传学派。由于陆定一部长的努力，生物学界自由探讨的风气开始形成，使我国遗传学的研究成绩远远超过了苏联。 当时有人说，中医是封建主义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在艺术领域，有人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坚决反对其他流派和创作风格。陆定一没有轻率地抹煞某种科学成果，他说，如果在学术问题上拿大帽子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大科学家搞掉。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凡是老老实实研究学问的，我们都要给予关心和支持，对他们乱扣帽子是不对的。大科学家没有出名时都标新立异，如果乱扣帽子，就会把他们打死。 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当时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两人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有人主张由中宣部出面裁定对错。陆定一微微一笑，说：“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中宣部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请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到列宁当副部长，也还是解决不了。” 此时，全国一些高校党委和省市宣传部对学术上的是非加以干预，傲慢地指手画脚，强令服从自己的观点。有些分管宣传、学术界的党员干部以专门家的身份出现，宣称党不能领导他，而在非党知识分子面前却以党的牌子压人，不许别人批评，只让别人颂扬。这类问题长时间萦绕在陆定一的脑海，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在1956年1月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这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互相批评，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并使新一代得益。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陆定一倡导学术自由的主张，坚持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是留给我们的最大历史遗产。 这一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多次插话。陆定一在发言中，公然为我国生物学界的权威、反对苏联的胡先肃先生辩护，胡当时因为反对苏联的科学政策而遭到批判。陆定一再次强调：“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有人提出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他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这里，陆定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第一个提出党的正确的学术政策。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肯定了陆定一的观点。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专家学者和作家应当有思考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创作的自由、辩论的自由和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陆定一是双百方针的奠基者、开拓者，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睿智，不仅体现了豁达的胸襟，而且表现出爱护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在知识分子受到压制的关头，他敢于仗义执言，他的功德和形象在中国知识界永远闪烁着光辉。 四、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 陆定一的新闻论著揭露了新闻业唯心史观的虚伪，阐扬了正大光明的报人理念，其新闻思想犹如灯塔高耸在记者心中。当倡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时，陆定一的理念干净利索地扒去了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外衣，成为中共党报学说璀璨的精华，这一历史遗产在世界新闻界都有万古长存的价值。 陆定一创造了唯实的新闻观，论证了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他说，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新闻则是事实 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还是在编辑中，都力求尊重客观事实。而唯心论者否认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把新闻解释为某种“性质”，武断地强调离开各种性质就不是新闻。这种“性质”说歪曲了客观现实，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会被它迷惑。我们沿着陆定一指正的方向环视，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中国，总有人鼓吹这个“性”、那个“性”，重大事件、重大的社会现象出现，如果不符合他那个“性”，就不让报道，害怕人民知道重大的社会情况。 陆定一以“政治性”为例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过来。在阶级社会里，每条新闻归根结底总有其阶级性或政治性，这是对的。但不能因此把政治性作为新闻的性质，“如果仔细一想，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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