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因素。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曾特别指出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活力、社团和地方报纸之间的关系。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注意到：即使在“目不识丁”的农民当中，凡处在大众传播媒介之下的人现代化程度比不处于其下的人高。英格尔斯则认为：接触大众传播媒介与个人现代性之间有一种相当规则而且很强的关系，并且明确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在形成个人的现代性方面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力量”[11]。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浙江进行了受众的媒介接触与其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所得结论之一就是：若受众接触媒介频度较高，时间较长，并偏好新闻性内容，则传统观念较少，现代观念较多[12]。如果只有输入的愿望，而无输入的知识和能力，那么构建公民参与网络只是镜花水月。因而在培养国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基础之上，更应培养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对此，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展实施媒介素养教育。美国学者瑞妮·霍布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可以在三个方面提升公民的素质（1）提高公民接触、分析和传播信息的能力；（2）培养公民的领导能力、自由地负责地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面对冲突的协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促进公民对主动获取不同来源信息的兴趣和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能力[13]。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不仅包括对媒介信息的理解力、质疑力和判断力，还包括公众有效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因此，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应培养公众以下方面的能力：理解如何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了解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 2、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 美国学者A.维尔达夫斯基在提出“政治偏爱”和“制度偏爱”研究命题的基础上，指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四种取向：忠诚—驯服、忠诚—参与、疏远—参与和疏远—驯服。其中，“忠诚”和“疏远”涉及个人对待政治系统的态度；“驯服”和“参与”是个人对待参与政治系统的态度。笔者以为：在以崇圣意识和臣民心理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熏陶下，忠诚—驯服和疏远—驯服是国人政治心理的两种基本取向。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培养更多具有忠诚—参与取向的公民。此类公民不仅取向于政治输入，而且还积极地取向于输入结构和输出结构过程；因此，必须给予公民更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新闻媒体积极开展“公共新闻”运动非常必要。学者赵月枝在《维系民主》一书中就指出：“公共新闻与其说是一项技术还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它提醒我们“新闻业能潜在地帮助培养民主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是“构成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14]。 “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又称“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是一个于1990 年前后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实践层面，它倡导新闻媒体“介入”报道客体，主张记者到社会公众中去发动和组织讨论、进行民意测验、建构公共论坛，力图通过与公众的互动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年来，由于普通公众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主动地加入到传播活动中，“公共新闻”开始由媒体发动公众讨论、寻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模式进入到公众在网络论坛上自主发表观点、形成舆论甚至组织、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新的阶段。 新闻媒体如何开展“公共新闻运动”？美国《威奇塔雄鹰报》的经验可资借鉴[15]。1992年，这家报纸联合当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视台一起组织了主题为“人民的方案( People Project) ”、副题为“我们自己解决问题( Solving It Ourselves) ”的活动。该活动共持续10周，先是由媒体对威奇塔地区的居民进行采访，一共做了193次各为时两小时的采访，调查居民对生活中的问题以及对政府管理的认识。根据调查结果，报纸连续出版专刊发表了有关犯罪、公寓式学校、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压力等社区问题的报道；刊登服务性特写和代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每期专刊都以深度报道形式分析问题为什么难以解决，鼓励读者从多角度进行思考；读者以来访、来信、电子邮件、传真等多种方式出谋划策。报纸还为此专辟一个名为“起点( Places to Start)”的栏目，并在其中刊登对所讨论的问题的解决直接负有责任的机构的名称、地址、电话号码。电视和广播与报纸同时进行这些报道,为公共参与讨论提供了空中论坛。此外，《维吉利亚导报》总结出的该报做“公共新闻”的4点经验中，“普通公众对事件的认识与专家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同样有价值的，应该同等看待”亦值得我们注意。这样不仅有助于培养普通公众的思考能力，提升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同时亦可让媒体自身受到更多关注。 当然，开展“公共新闻”活动的运作成本不低。首先就需要大量的公共舆论研究；其次需要拓展报道的深度，对事件的报道不能只停留于其表象，而应深入分析其内在因素以及形成原因。如何降低所需的人力资源成本和社会调查成本呢？首先，新闻媒体应该整合力量，积极、充分地利用“外脑”及“外力”。如2004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改版后推出“舆情”版（现名“青年调查”），运用报道的形式来反映调查数据，同时辅之以对相关访谈，访谈中注意平衡专业判断和公众常情。该版运用的数据来源渠道非常广泛，除了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调查外，还有来自权威学术研究机构、大型门户网站、独立调查公司、国内各大高校、政府机关的职能部门、部分社会组织、专业期刊等进行的调查以及联合实施的调查。其次，鉴于“公共新闻”向“参与式新闻”发展的新动向[16]，传统媒体和网络论坛应该有效结合起来，因为传统媒体的“实”和网络论坛的“虚”决定了它们很难单独建立各自的公共领域模式，两者之间应该建立良性的互动、协商机制。 [注释] [1]参见陈家刚：《协商民主：概念、要素与价值》，《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P54-P56页 [2]参见[澳]John.S.Dryzek：《不同领域的协商民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P32页 [3]陈家刚选编：《协商民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P299页 [4] 参见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北京日报》，2005-09-28 [5][美] 罗伯特·D·帕特南 著；王列、赖海榕 译：《使民主运转起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203-P204页 [6]同[5]， P205-P206页 [7][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P339页 [8][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P80-P83页 [9]同[3]，P107-P117页 [10]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P437页 [11] [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 等著 、顾昕译：《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p220页 [12]转引自陈崇山、孙五三主编：《媒介·人·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143页 [13]转引自陈龙：《媒介全球化与公众媒介素养结构的调整》，《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P29页 [14]罗伯特·哈克特、赵月枝 著，沈荟、周雨 译：《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P166页、P188页 [15]参见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和现状（上）》，《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1期，P14页 [16]参见蔡雯：《美国“公共新闻”的历史和现状（下）》，《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2期，P27—P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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