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公众场合下，他们是从众的。 诺依曼比较强调舆论形成中的道德标准，她认为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这些现象确实存在，我们不能要求研究者非得对结论进行批判，但其中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当年纳粹不强调正确与否，而强调成功与否的宣传观。例如戈培尔说的：“宣传家必须编造自己的真理，凡是对党有利者即为真理。如果这个真理与真正的真理符合，那更好；若不符合，那就必须使它们之间相符合。伟大的、绝对的真理是：党正确，元首正确，党和元首永远正确。”[17] 辛普森指责诺依曼蔑视非精英层，这有些偏颇。诺依曼认为舆论形成的过程不仅局限于精英层，而是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过，从她的总体论证看，她确实更关注“社会精英”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认为非理性一直是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而“沉默螺旋”关注的重点，则是通过她关于舆论的定义，扮演动员无名大众从众的角色。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她是在对一种客观现象的研究。不过，若了解了当年纳粹宣传家内心蔑视大众、同时又充分利用他们的宣传观，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沉默螺旋”中无名大众的卑微。赖希1933年分析那时法西斯的宣传心态时写道：“希特勒把握了群众，以十足的蔑视态度想靠群众的帮助来实行他的帝国主义。用不着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来这一点，看看一个坦率的表白也就足够了：‘人民的情绪永远是上面输入到舆论中的东西的十足的排泄物。’（《我的奋斗》第128页）尽管如此，群众的性格结构仍能吸收希特勒的宣传。”[18] 诺依曼关于“和音”的研究也颇为新颖。她主要是从新闻工作者职业选择标准角度考虑的。然而，纳粹时期所有传媒的和音现象，可能无形中给她提供了一种背景认识。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符号学的分析。不过，“和音”这个论点一提出就受到另一些学者的质疑。萨尔蒙 [19]（Charles Salmon）认为，媒介一律地和音，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传媒接受者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个体，个人之间在使用媒介时有着很大的不同，个人兴趣的不同，选择阅读的媒体也有很大的不同。和音应视不同的国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特征、具体的新闻事实、媒体的政治立场、各国的传播政治而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媒体的全部报道都具有和音的趋势，和音概念还需要严密的验证和在各种情况下的详尽分析。 关于诺依曼谈到的从众的主要原因“孤立恐惧”，不同意见更多些。我们知道的，如多位学者对应提出的“复数的不知”（又译“多元无知”）[20] 、法国心理学家莫斯克维斯（Serge Moscovici）对应提出的“响亮的少数”、以及萨尔蒙和克林（F.Gerald Kline）对应“从众”而提出的“投射”（projection，指个人意念、欲望的外化。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即为“投射”）等。 诺依曼提出“孤立恐惧”，以及对舆论的定义，并非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然而，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网站上格拉兹阿诺－罗依诺尔兹（Sharon Graziano－Reynolds）开设的关于诺依曼问题的网页上的话，也值得考虑：“沉默的螺旋理论是诺依曼在纳粹德国时期经历的反映，我可以想见，生活在纳粹德国中的人，始终处于一种害怕表达反对意见的恐惧中，她的理论在纳粹德国以外很少有实际的价值，尤其是在《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美国。”[21] 说她的舆论定义是极权主义的，这样简单扣帽子不妥，但她关于孤立恐惧的从众动因、关于舆论的定义，可能带有她生活经历的历史痕迹，这也是不少学者的共同认识。 其实，若仔细将鲍加、辛普森等人提供的她的早期著述材料（不是他们的判定），对照本文第一节谈到的诺依曼使用的关键概念及其阐释，不难看出她青年时代获得的观念、观察印象对后来研究的无意识影响。当然，将这些印记直接与纳粹的宣传观挂钩，一定要说明后来她的理论研究就是纳粹宣传观的反映，较为武断。若说有无形的或无意识的影响，可能可以成立。 3．应肯定诺依曼在传播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尽管有以上种种对诺依曼深层思想的分析和怀疑，我们认为，对于她是不宜苛求的。她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传播学研究中，是一方面的学术先锋。 早在1968年，德国学者舒尔曼（gray schulman）就提出了类似“沉默螺旋”假设的“乐队花车效果”理论，支持强势舆论。“沉默的螺旋”并不是对“乐队花车效果”的重复，而是将政治和社会联系起来，把精英和大众社会理论融合到舆论研究中。诺依曼成功地将舆论学中模糊的概念明朗化，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调查验证自己的理论。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至少激起了人们去讨论舆论问题、记者和政治家们如何去塑造舆论的问题。 她意识到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还注意到了人际传播与大众媒介、舆论之间的互相依靠的关系。她的理论指明了以后的舆论研究的方向，将舆论视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将其视为为一种稳定的、不变的状态。她的舆论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引起其他学者对前人的一些分析做进一步考察。 苏黎士大学大众传播系的施拉姆（Holger schramm）认为：“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创建了一个关于舆论形成过程的动力模式，该模式涉及到了大众传媒在舆论形成中角色，她提出的‘意见气候’、‘沉默的螺旋’和大众传媒在意见气候形成中的作用等概念并不新，但是她的成就在于将这些概念融入了‘舆论形成’这一内涵丰富的理论中，通过观察发现媒体对个人所处的意见气候形成，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当时普遍对传播效果持‘有限论’的环境中，她的贡献在于回归了大众传播强有力的效果观。她的理论涉及到媒介、政治和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学。” [22] 诺依曼的贡献还在于她采纳的调查方法上。在她长达40多年的舆论调查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进了不少调查方法。在调查意见气候、选举意向、害怕孤立的时候，她创造性地运用了多重方法，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实地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s）、小样本多次调查法（panel studies）、对记者的访谈、媒介内容的分析等。她的研究工作采用整体论方法，涉及到内容分析、听众问卷调查、对传播者和传播行为进行研究。她的观点对于政治传播和舆论研究都很重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些领域都鲜有人研究。沉默的螺旋理论并不是简单的几个概念，前面只是因为要分析她的深层思想，才突出了几个概念。她的理论本身有着多层面的结构，反映了其知识的全面性。“她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得出的思考，折射出她丰富的哲学、历史、传播学和舆论研究的知识” [23]。 这样说起来，似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很多问题同时存在多方面的观察视角。我们认为，诺依曼在传播学上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她的大众传播效果观、舆论学调查方法都是跟国际上传播学研究潮流一致的，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她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已经引领了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潮流。在她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被披露以后，我们也确实要警惕她的舆论观中强调舆论压力、忽视人的个性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过分重视从众、忽略少数人的意见等等隐含的倾向。她的理论本身是中立的，问题在于如何合理的运用，用于何种目的。这里涉及极为重要的宣传伦理问题，并非有效的、成功的便是道德的。通过讨论诺依曼，提醒我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复辟，是有重要意义的。 注释： [1] 陈力丹《舆论学》第2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2] 潘忠党《舆论研究的新起点》，《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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