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 三、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是否含有法西斯成分？ 看到上面的讨论，首先需要判断的是诺依曼在法西斯当政时期的作为属于什么性质。然后需要分析她的理论中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宣传观。 1．诺依曼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宣传观的追随者 在那个时期，人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各有千秋，例如原来反对纳粹主义的，受到纳粹的影响，态度上出现了转变，成为纳粹分子，如《法兰克福报》驻伦敦的记者鲁道夫·寇彻尔和保守的柏林《德国总汇报》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他们以前是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来极其积极地服务于纳粹主义。[7] 诺依曼的情况，可以与之比较的是与她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维克托·法里亚斯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海德格尔是个纳粹分子：第一，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准备，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1934年是党内一个派别的活跃分子，他选择冲锋队的头目罗姆为代表的路线，力图以自己的哲学为基础，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变异理论。他曾致电希特勒，要求完全封锁德国所有的大学，认为德国的高校还不够“革命化”。直到二战结束前，他一直是纳粹党的支持者，一直交纳党费。第二，他竭力组建一个新的大学组织，替代原先的“联合会”，认为原有的“联合会”无力担当“新纪元”赋予的责任。第三，他当过弗赖堡大学校长，在被正式指定为大学纳粹党头领之后，其政治意图日益明显。被海德格尔选中的大学员工中，大多是纳粹党成员或是纳粹党的合作者。第四，对他纳粹时期的文学活动及表达方式的研究表明，他忠诚地服务于纳粹党。1933年他以《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为题的校长致辞，提出了德国高校的革新方案，以便更好的为纳粹德国服务。[8] 诺依曼没有直接地为纳粹德国献策献计，相比担任过要职的海德格尔，诺依曼的行为就算发生过，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没有前者广，她更多地是表现在对纳粹高压统治的顺应和妥协。 当然，诺依曼无法与她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9]、阿多诺，以及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赖希（W.Reich）等人相比，他们在纳粹党的高压下仍坚持对法西斯的批判精神。当纳粹企图建立一个“超级理性”的帝国时，霍克海默却能看出，那些整天鼓吹社会进步及人类解放的政治宣传，实质上是一种反人类的政治极权。因此，我们只能说诺依曼缺乏对当时社会持批判态度，甚至在追随。她被看中而选派到美国学习、写作的博士论文实际上服务于纳粹德国、她是《帝国》杂志首批创办群体的成员、接受德国宣传部的任务（尽管她说心里很害怕）等等，说明她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人中，即使不是积极分子，至少不是消极者。不过，诺依曼无论如何算不上反犹的纳粹分子。 对她加入多个德国纳粹党外围青年组织的事情，应当考虑当时的背景。纳粹德国时期，青少年均被纳入组织，“1938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7728059人，当时还有400万青年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1939年，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对孩子的父母提出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10] 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不过，诺依曼是1935年参加NSDtB的。即使如此，引用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来证明她是纳粹主义的积极支持者缺乏说服力。 至于鲍加、辛普森等对诺依曼写的论文、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被引证的内容是存在的，但是需要对那个时代整个纳粹德国的话语特征进行文化分析，再拿来与诺依曼所撰写的东西相对比，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果那个时期的整个话语都是纳粹的模式和思路，单纯引用诺依曼这类套话语言，可能说明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不过，从纳粹1933年上台到1945年垮台，正值诺依曼（16－28岁）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她在纳粹德国接受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完成了博士论文，最早的新闻实践经验也是在这个时期积累的，而且她为之服务的媒体如《帝国》、《法兰克福报》、《总汇报》等，都是纳粹掌控下的主流媒体，在传播纳粹思想、愚化民众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可能不是纳粹主义的狂热追随者，但从下面的材料看，她不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 在美国大学的网站上，现在仍可以看到诺依曼1935－1945年时期的档案资料 [11]：1939年诺依曼亲笔写的“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并在下面附有她的签名。对于这样的口号，国内学者边芹谈到海德格尔同样的行为时这样写道：光是信里的那一句“嗨尔，希特勒”便令人心惊，这一声“嗨尔，希特勒”出自一个智者之口，却与最狂热的大众声音混为一体，时代潮流的力量如此之大，像毒品一样，席卷人的灵魂。[12] 诺依曼1937年赴美前的表格中写道：“我是德国人－雅利安人的后代，不是犹太人，也没有跟别的种族的人结婚……” [13]。她1939年申请加入德国作家协会的材料这样写道：“我现在有时仍是慕尼黑学生团体中的主要领导人，还担任着柏林学生组织的领导人。”[14] 作为学生团体中的领导人，这一定程度说明诺依曼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不是被动的。 上述资料是确凿的，诺依曼不应回避这段历史。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新闻媒体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武器，诺依曼服务于德国主流媒体，当时所写的报道、论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那些在黑暗中看不清形势的人。诺依曼一直把自己视为无辜者、受害者，但是严格说来，她既是纳粹帝国的受害者，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加害者”的作用，只是分量轻微而已。她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2．“沉默的螺旋”理论带有作者青年时代对舆论认识的印记 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是很别致的，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压力。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接着，她进一步提出的“舆论创造整合”。在学术上，从这个角度思考舆论特点的很少，她的关注点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舆论流动的现象，观点颇有新意。但是，这样形成舆论的状态并非所有的环境背景下会出现。她的理论在日本、美国、荷兰、韩国、菲律宾、墨西哥都被测试过，研究结果均没有完全符合其理论假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心理从众的程度很不相同，诺依曼对于公众心理的理解，无意识地留驻了她青年时代的印记，而她的青年时代，正是纳粹统治的高涨期。 若回到纳粹德国的舆论状态和形成机制，这不正是当时舆论形成的标准模式吗？马艾丁就戈培尔的认识和行为写道：“宣传无非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的气氛。[15] 戈培尔本能地知道这是宣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他极其善于寻找和使用那些最容易引起轰动、激动大众情绪从而创造出影响他人的气氛的方法，比如用音乐制造一种庄严的仪式气氛，高呼战斗性的口号，又如红色色彩的运用：红旗、红色标语、红色招牌等，甚至强烈的高光照也被拿来为宣传服务。所有这些带来了轰动性效果，使社会处于一种强劲的气氛里。”“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德国始终处在抽吸鸦片和病态的兴奋状态。”[16] ，诺依曼也主动提到，她写博士论文时考虑过这类的舆论定义。那么，当年纳粹德国关于舆论的认识，会无形中对她有所影响，尽管她可能真切地从科学角度思考舆论。 德国学者阿师（Solomon Asch）认为，现实中依赖别人的过程是相对复杂的，不存在一个匿名的、有着相同意见的大众。大多数从众的人，是对自己的估计缺乏自信，当他们处于怀疑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跟随多数人的一种趋势，但这些从众的人仍然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只是不想显得跟多数人不一致，这些人不是从内心上顺从，他们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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