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减弱公众选择性感知的作用，加强媒体的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公开的效果”，意见气候中的强势观点对个人产生压力，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造成“公开效果”，这是媒介效果的主要来源。 她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这三者相互交织的结果，研究媒介效果的学者不能忽视这三个因素的存在。 6．“孤立的恐惧”。这个概念是“沉默的螺旋”假设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她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由“对孤立的恐惧”来控制，孤立的恐惧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她认为，法律就是很好的利用了人害怕孤立这一特点，如被示众者——虽然没有使其受到身体的伤害，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可怕的事情。诺依曼认为尴尬是一种害怕孤立的表现，这可以从达尔文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看到。尴尬的感觉是人类社会特性的一种明显的标识，可以在很多可见的身体反应中看到，包括脸色变红变白、出汗、发抖、做出神经质式的动作等行为。 她把“孤立的恐惧”作为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详尽研究，并将其量化。当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立场受到他人的支持时，对孤立的恐惧就会影响到舆论的形成，人就不情愿表达这种不受欢迎的立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避免被孤立和不被他人鄙视，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只寻找一两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 她还认为，从众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以为从众的前提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 二、诺依曼的社会经历和对她早期从事法西斯宣传的质疑 这个标题下，我们先简述诺依曼的经历，然后阐述关于她的早期历史与“沉默螺旋”理论是否有关的争论。 1．诺依曼简历 诺依曼1916年12月出生于柏林，父亲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商人、纳粹党员，母亲对艺术和美学有浓厚兴趣。她在中学阶段就表现出对写作的兴趣，创办过一份学生报纸。1935年被柏林大学“报学”专业录取，主修新闻、历史、哲学和美国研究等课程。同年参加德国国家主义学生团（NSDtB），时年19岁。 1937年秋至1938年夏，她作为德国外交政治部送出的交换学生，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离开美国后，她曾游历欧洲各国五个月。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时，她开始写作博士论文，1940年完成。 1940年，在德国占领法国，从而德国变成“大帝国”的时候，参加新创办的新闻周刊《帝国》（Reich）的工作。不到一年，离开该刊。后来主要为德国的主流报纸《总汇报》、《法兰克福报》撰稿。 1946年，她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Erich Peter Neumann）结婚。后来他们创建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意译：汇集小溪）舆论调查机构，长期在联邦德国从事舆论调查。1966年，诺依曼担任美因茨大学大众传播学系首任主任。1972－199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兼任《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1993－1994年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系访问教授。 2．第一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 研究中我们发现，潘忠党提供的一组争论文章是第二轮论战的代表文章，关于她历史问题的争论开始于1991年8月的美国《评论》杂志。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纽约大学营销系教师李欧·鲍加（Leo Bogarft）。他在该期杂志上的文章《民意调查者与纳粹分子》揭露说，1940年诺依曼的博士论文出版了，里面激情洋溢地引用了戈培尔的话：“民众将不会再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而是将自己与别人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行动的整体。”她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帮助政治家的建议——通过详尽地表达民意测验来操纵舆论。她说，一份值得信赖的调查问卷不仅可以用来检验其有效性，而且还可以帮助统治者了解被统治者的真实面貌，这样一来，民众对领导的恐惧将会逐渐消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将形成良好的关系。在该书中，她还对舆论在美国和在德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在美国，舆论可以将成千上万的股东联系在一起，为公司的政治服务。在德国，“个人”都是作为“人民”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整体的大脑接受指令，完成任务，通过“头脑”和“手脚”的配合，能形成一些卓越的政治观和文化观，这种情况下，舆论就占了统治地位，其余的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书中提到李普曼时，后面特别加上“犹太人”的标注。 揭露文章还多处举例谈到她当时的反犹倾向。鲍加的结论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看作是她将自己经历过的、看到过的现象的精确描述，她的《沉默的螺旋——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跟她的第一本书一样，是纳粹主义的注脚，而不是用来研究舆论的。[5] 几个月之后，诺依曼在《评论》杂志1992年1月号的《读者来信》栏中对鲍加的指责做了回复。关于博士论文中纳粹式的语言，她这样为自己解释：自己的博士论文，使用的是盖洛普民意研究的方式，即将民意可视化，这种方法在一个不能在公共场合中表现自己观点的极权主义国度里中是恰当的。她的导师，预感到这个论文题目将会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所以她在博士论文里穿插了当时的宣传口号，尤其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里。对于论文中解释各种宣传方法如何才能有效地被统治者利用，她的解释是：在这样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度里，稍一不小心将会被送入集中营，哪怕是一点点批评。李普曼后面加注“犹太人”字样，是根据柏林大学的管理制度而来的，不是反犹的体现。如果这些文字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的话，她感到非常抱歉。她还提到1942年春天纳粹宣传部要求她组织有关民意调查，她因为这么一个不能被拒绝的任务而感到非常恐惧和不情愿，为此病了3个月。 她还谈到，1942年秋天她拟在《帝国》上刊登一篇有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章，戈培尔在第一时间里阅读《帝国》的大样后，立即告诉编辑，将这篇文章撤下来，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就将她解雇了。战后，她并未被列入联军的“除纳粹”（de－Nazification）程序，“因为我不是纳粹分子！”，官方的公告上写着“不予起诉”字样。 在同一期《评论》上，其他的文章观点大相径庭。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的学者认为，将诺依曼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有欠考虑。德国一些学者认为，鲍加批评拒绝真实反映自己在纳粹时期活动的知识分子是正确的，但是诺依曼并未有意隐瞒这样的事实，只是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她对西德的民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十多位教授的联名文章，则对她关于反犹言论的简单抱歉表示愤怒。 [6] 同一期上，鲍加发表补充文章说，战争结束的时候，诺依曼已经28岁了，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为纳粹服务是因为无知。一位德国记者发现了她于1939年7月12日填写的个人简历，上面记载：她是慕尼黑女学生国家团体的主要领导者，还参加了柏林学生领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国家社会主义战斗鼓动学生团。她的博士导师杜蔚发（Emil Dovifat）1937年就写过这样的话：“出于对人和人们有很深的了解，以及对人民和大众的出色领导，希特勒对宣传的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实践，希特勒创造的政治概念对报纸很有启发。”暗指诺依曼的导师是纳粹德国宣传方式的实践者、支持者，说明诺依曼无形中会受到导师的影响。 他还引用了一项由辛顿（Derrick Sington）和韦登菲尔德（Arthur Weidenfeld）完成的《纳粹宣传的机器》研究。这项研究查阅了她当年在美国的活动记载。指出：“诺依曼经常写一些倾向于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和歌颂的文章，发表在大学里的杂志上”。她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时，非常热情地完成了一些宣传任务，1937年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人》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写道：“一战后在医药、法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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