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电影院和大部分政府部门，犹太人占据了70－90％的主要职位。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民族的混杂，历史已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大量的杰出国家因为民族的混杂而堕落。”留学期间，她曾在弗罗里达州的一个农场参加了一次由纳粹德国组织的圣诞聚会。 关于她服务的《帝国》杂志，鲍加认为完全受戈培尔控制。诺依曼在1940年写到：“这是一家担负着国家政治任务的媒体”。研究过《帝国》杂志史的普罗斯（Harry Pross）说：“这是一个引诱人们犯罪，试图去让人们产生错觉”的媒体，是德国为了庆祝征服法兰西，在“大德国”的理念下创办的。该刊用华丽的外表，来掩饰其纳粹的本质。 鲍加还揭露，1943年在美德战争爆发前夕，诺依曼撰文指出：“罗斯福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将犹太人的观点塑造成大众的观点”。 关于这个问题，《纽约时报》于1991年11月28日B16版有过报道。从内容看，报道不够客观，没有采访当时在美国的诺依曼，只报道了鲍加的观点，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教授和系主任麦尔塞蒙（John Mearsheimer）指责诺依曼的意见。 3．第二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 这次争论开始于1996年《传播学刊》的夏季号。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发表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 再次将诺依曼与纳粹的宣传思想联系起来。辛普森是研究纳粹时期德国和美国的专家，八年前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文章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诺依曼的社会背景对其科学研究的影响；她后来的理论成果与其在第三帝国的行为的关系。他认为，诺依曼后来的理论就是她在第三帝国时行为的延续。 他将诺依曼在希特勒时代的论著和后来从事的职业仔细比较，指出她在早期形成的观点与分析方法影响到她后来的思想。从她那时的著作中可以概括出这样的观点：怀疑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怀疑社会的多元主义；对于民主的很多方面持明显的鄙视态度，尤其对于社会政治事务中“非精英层”所起的作用持鄙视态度；大力宣传那些对政治有用的研究成果；为德国政府加强对弱势和被剥夺选举权者的统治做出不断的努力。 他还试图用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来说明对她的影响：她的父亲原来是一家有声电影装备公司的领导，30年代末期活跃在纳粹组织中，参加了“商业重组组织”，其实就是“雅利安人化”——通过所谓“合法”的形式窃取犹太人的财产，他还是一家迫使集中营里的人从事不光彩事情的公司的主席助理，他加入了纳粹党，编号8185602。 辛普森丰富了证明诺依曼积极参加纳粹组织活动的材料：1939年她在申请加入“帝国作家组织”长达四页的表格提到：1935年秋她成为NSDtB的积极分子，而且为NSDtB的出版物做出了不少贡献。她还指出：“我现在仍是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的主要领导，在柏林担任学生团体的领导者”。诺依曼从美国学成归国后，纳粹党全面掌控德国的主要媒体，她经常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擅长撰文谴责那些反纳粹宣传的行为。 她的博士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现代社会中政治在舆论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理论和哲学上的探讨，这一部分的主旨在后来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得到体现；第二部分则对当时《舆论季刊》和其它类似的刊物所刊载的有关民意测验的文章进行了回顾；最后，她对二战前夕美国舆论对德国的反映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政治报告。 在博士论文里，她声称美国媒体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反德的舆论，她认为：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持肯定态度，只是对犹太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人持敌对态度。因为与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导致美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在减少。美国媒体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和反德宣传，使得大多数人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支持德国的观点——这一论断是她形成“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发端。她的博士论文在柏林大学新闻研究所完成，这是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最有名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她在柏林大学的研究成果，为纳粹党提供了舆论方面的非常有用的数据。 辛普森指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的很多文章并不是被动地遵从纳粹宣传部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她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才华，是当时最为优秀的年轻女记者。美国有一部批评纳粹分子的电影《独裁统治的日子》。诺依曼认为电影中采用的照片是人为策划的，犹太人掌控的媒体在操控美国反对德国的舆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上公开主张破坏犹太人创办的媒体。 她在1943年至1945年的文章是德国战争的写照，在德国溃败之后，诺依曼渐渐远离戈培尔的宣传哲学，那个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甚至是军官，都走的是相同的路子。诺依曼对大屠杀了如指掌，她的丈夫是当时杰出的战时通讯员，埃瑞克·诺依曼发表了很多一线的战争报道，因工作关系，与《帝国》、《法兰克福报》经常有联系，诺依曼就是在那个时期与他认识的。他在1937年加入纳粹党，后来因对纳粹党的政治感到失望，逐渐脱离了纳粹党。 她对舆论的定义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试图为社会有权力的精英层重新建立起特权的表现，这些精英层是建立起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先决条件——“社会精英发表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作用，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否是舆论的代表”。 在1945年之后，她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舆论的社会皮肤作用将社会胶合在一起”这个观点出发，1994年诺依曼声称，现在的欧洲生活“缺乏社会凝聚力，迫切需要一些实际行动，施加一些压力，来重新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她对文化和社团的多样性持敌对态度。她在长达40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对自己在成长期的经历保持沉默，她的《沉默的螺旋》一书中，仅仅提过一次戈培尔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个反应正是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典型例子。 辛普森的文章引起了美因茨大学新闻系主任凯普林格教授的反驳，他在1997年的《传播学刊》秋季号上以《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科学家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与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无关，科学家本人与研究成果之间是有区别的。 凯普林格认为，诺依曼只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中的一员，没有参加过纳粹党。在当时的德国，所有要发表文章的人都必须参加作家组织，她的简历写的是自己“有时”积极地参加一些社团组织，但是辛普森有意将“有时”二字略去。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比较起来，诺依曼当时的很多评论是比较中立的，也未对当时的人们造成危害。他带有讽刺意味的指出：“辛普森是万能的，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在知道了所有可能的后果后，站在今天来评判过去的行为，是不恰当的”。 关于舆论定义，诺依曼是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描写舆论中的精英概念的，她也指出精英阶层的观点并不一定是舆论，一些不是精英持有的新观点也有可能逐渐变成舆论。 凯普林格写到：“在我看来，辛普森的文章背离了基本的学术讨论的原则！他引用材料，武断地得出结论，但忽视了其它可能的解释。辛普森只是说产生了影响，但是没有说明诺依曼的经历对她的理论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没能说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因为他看错了方向，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影响！他并不是采用科学的方式对诺依曼成果进行探讨，相反是用政治代替科学来讨论学术上成果！” 潘忠党提到的1997年蒙特利尔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关于诺依曼历史与她的理论关联的讨论，可能没有留下公开的文字，所以他提供的代表作便是以上两篇。估计讨论的总体情况也就是这么多，大同小异。以上讨论中较多的涉及到诺依曼是否存在反犹思想和进行了反犹宣传，这里没有着重介绍，而主要是找寻她当时的活动与后来“沉默螺旋”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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