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的现象)，因为如果承认这一点的话，华兹华 斯就势必放弃他所赋予给那个自传主体的实存性和超越冲动。但是，雅可布斯指出，上 述三位浪漫主义散文自传作家却放弃了华兹华斯的观点，转而承认语言以及自我的空洞 性：“浪漫主义散文作家们提醒我们，‘一个诗人的心灵成长史’受制于其写书的艺术 ；他们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华兹华斯无论如何也不愿讲述的故事——即书中的语言仅仅是 语言自身的历史。”(p.246)这即是说，由于主体的语言性以及语言的时间性(即符号的 相互指涉性)，即使自传也不可能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自我；自传中所呈现出的那个心灵 仅仅是语言的建构物。所以雅可布斯声称，“在《序曲》第五章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恐 惧贯穿于其间：不是我们在写作，而是写作在写我们；对过去的写作——而非对‘过去 的本质’的写作——决定了‘我们的成长’。”[5]
　　毫无疑问，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诠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对浪漫主义文本中 的那些掩盖在意识层面之下的矛盾和抵牾的发掘和解剖使我们对浪漫主义有了更深入、 更全面的认识。然而，其症结也十分明显：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所采用的十分形 式化的诠释策略显然适用于各个时期的各种文本，而且结论肯定都完全一样——如果有 一个例外，那就是所谓的元文本，只有它由于有意识地将解构意识置入其文本肌质之中 ，所以早已先于解构诠释进行了自我解构。
　　解构主义的这种症结之根本原因显然在于它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不管主体的语言性 和语言的时间性是多么的宿命化，但主体和语言必定首先是一定的社会和历史境中的主 体和语言；文学文本丰富的可读性首先就在于它们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离开了历史/社 会这一基本的向度，文学批评就只会流于一种纯形式的任意操作。英国浪漫主义研究的 非历史—社会倾向从艾布拉姆斯、弗莱、布鲁姆的内在性范式到德·曼的解构主义范式 终于发展到了极端。极端势必引起反拨。从80年代早期以来，一大批浪漫主义研究者纷 纷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浪漫主义文学话语及其同时代各种非文学话语的关系之上。但这种 对历史—社会语境的重新强调与传统意义上那种以静态的、客观的“历史—社会背景” 来研究文学文本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它不认为文学的、历史的、经济的或政治的—— 能透明地反映出一个外在的现实或真理，而是认为，所有文本都参与了对现实的建构， 因此，包括文学文本在内的所有其它文本都可以被看作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某一社会 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建构；文本的意识形态表征通常生产和服务于一定历史—社会语境里 的权力结构；因此，文学不再被视为一个“超历史”的美学空间，而是受制于一个具体 的历史—社会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这便是由福柯的话语理论所引发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 评范式。这种范式从80年代末以来逐渐取代了解构主义范式，占据了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中的主流地位。
　　收稿日期：2002-09-16
【参考文献】
　　[1]Northrop Frye.Romanticism Reconsidered[C].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63.59.
　　[2]Harold Bloom.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ness[C].New York:W.W.Norton,1970.
　　[3]Kathleen Cobum.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C].Prinston University Press,1972.30.
　　[4]Paul de Man.Blindness and Insight[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5]Arden Reed.Romanticism and Language[C].London:Methuen,198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