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交感性”使得心灵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化成了“一种主体间的、人际间的 关系，也即是主体与其自身的关系；于是先在性便由外在的世界彻底地转向了主体的内 心深处”，所以，浪漫主义在艾布拉姆斯的建构中便成为了“某种类似于极端唯心主义 的东西”。但是，德·曼指出，这种认为浪漫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即以主体的先在 性取代客体世界的说法在解释浪漫主义的诗歌文本时却行不通，因为在浪漫主义的诗歌 中，实存性的外在自然总是独立于沉思的主体意识之外的。德·曼写道：
　　华兹华斯……通过时间性术语来诠释……自我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自然的运行 在华兹华斯看来体现了变化中的永恒，它肯定了那种超越了外在衰变的元时间的寂然状 态衰变只能作用于自然的外表，不能影响其核心。于是，在华兹华斯的《序曲》中我们 读到了那段著名的描写山峦景色的诗节，其中，一个醒目的时间性悖论跃然纸上：
　　……这些壮丽的河流——这些闪亮的峭壁，
　　大千世界中这些亘古不变的形体，
　　蓝色苍穹中纯净的居民，
　　死亡难以企及这莽莽森林，
　　它们和人一样永恒不朽……
　　(《序曲》第461-465行——笔者注)
　　或者另外一段：
　　高耸的林木
　　日渐衰老，但永不衰老的
　　是这飞瀑寂静的轰鸣。
　　(《序曲》第624-626行——笔者注)
　　此种肯定运动中的永恒的悖论适用于自然，但不适用于完全处于变化中的自我。于是 自我便生出一种希望，即将内在于自然而外在于自我的时间的静止性挪用到人身上，从 而逃离“那不可思议的时间的触摸”。这种策略当然存在于柯尔律治的思想中，而且也 可能无意识地存在于像艾布拉姆斯和魏瑟曼这些批评家的思想中，后者认为柯尔律治是 伟大的综合者，他关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阐说是浪漫意象的原初模式。但这使他们陷入 了一种持续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肯定一种隐含在于语言的有机构想之中的、 客体(优于主体的)先在性，所以艾氏宣称：“浪漫主义最优秀的风景诗都遵从了柯尔律 治的模式，它们展示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思想将已经蛰伏于外在景物之中 的东西囊括并显现了出来”；这就毫无疑问地将先在性赋予了自然世界，从而限制了心 灵对自然的诠释；然而，这段引文却出自艾布拉姆斯以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为例论证自 我较之自然的先在性那些段落。这一矛盾的确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死胡同之中。[4]( PP196-98)
　　德·曼同样反驳了艾布拉姆斯关于17世纪的风景诗以寓言为主而浪漫主义的风景诗以 象征为主的论断，因为他发现，在华兹华斯的《序曲》中，华兹华斯所大量使用的仍是 寓言而非象征。德·曼指出，华兹华斯总是将“一个具体的地方寓言化”，而且“寓言 的大量出现总是伴随着对时间的终极性的警悟。这种警悟通常发生在一个企图在自然世 界中寻求对时间的逃避的主体身上，虽然事实上主体和自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以此 出发，德·曼对象征和寓言进行了解构主义的再定义。他说：
　　在象征世界里，意象与实体可能是合一的，因为实体及其表征在本质上并无差别，所 不同的仅是其各自的外延：它们是同一范畴中的部分与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共时性 的，因而实际上在类别上是空间性的，即使有时间的介入也是十分偶然的。但是，在寓 言的世界里，时间是其原初的构成性因素。寓言符号(allegorical sign)及其意义(signifie)之间的关系并不由某种教条训戒来规定……(在寓言中)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 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其中，符号所指涉的意义已变得无足轻重。但是在符号与符号 之间的关系中同样必然存在着一种构成性的时间性因素；它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为只 要有寓言，那么寓言符号所指的就必然是它前面那个符号。语言符号所建构的意义仅仅 存在于对前一个它永远不能与之达成融合的符号的重复之中，因为前一个符号的本质便 在于其(时间上的)先在性。[4](P207)
　　德·曼接着指出，通过在时间中建构意义，寓言“防止了自我滋生出与非我融为一体 的幻想”；浪漫主义诗歌中仍存在着大量寓言这一现象表明，浪漫主义的创作已经不自 觉地承认了一个被浪漫主义理论所压抑的事实：自我及其自我所使用的语言的时间性或 有限性决定了它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某个绝对的或超验的真理。至此，德·曼终于引出了 他自己的立场，在寓言和象征这对修辞格中，占优先地位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因为寓言 从不讳言自己的时间性、修辞性和建构性：
　　象征要求同一性或统一性，而寓言却首先表明与本源的距离，并且放弃了乡愁感和统 一欲望，它在时间性差异的空茫(void)中构筑着自己的语言。这样，它便能防止自我滋 生出与非我融为一体的幻想，只有在这一刻自我才能彻底地、虽然不乏痛苦地认识到非 我的非我性。我们发现，正是在获得这一痛苦认识的时刻，早期浪漫主义文学找到了自 己真正的声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声音却从来没有被人承认过，人们总是 千篇一律地将这场文学运动称之为原始自然主义或神秘化了的唯我论。我们所讨论的这 些作家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他们所眷恋的神学或哲学的本源……总之，我们所看到的是一 个与传统画面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是浪漫思想的中心 议题，现在这种辩证性已经被彻底地置入了一个存在于寓言符号体系之内的时间关系之 中。它变成了一种处于时间困境中的自我与企图对抗这种困境的努力之间的冲突。从语 言的层面来看，盛行于19世纪的象征优于寓言的论调只不过是这种企图将自我神秘化的 诸形式之一。[4](PP202-208)
　　正是由于寓言不像象征那样讳言自己的时间性和有限性，不企图将受时间限制的主体 性与外在于时间的客体融为一体，所以前者优于后者。
　　德·曼对象征的贬斥和对寓言的尊崇向以艾布拉姆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内在性 范式发起了挑战，从而引发了对浪漫主义进行解构性阅读的风潮。从70年代到80年代， 一大批研究者们纷纷效仿德·曼的解构策略，即努力去发掘浪漫主义诗人是如何竭力然 而又是徒劳地去逃避自我的时间性以及建构自我语言的时间性的。1984年，阿丹·里德 从这些浪漫主义的解构研究成果中选编了一本论文集：《浪漫主义和语言》(Romanticism and Language)，该书的标题显然是有意针对布鲁姆在70年代所编的《浪 漫主义和意识》(Romanticism and Consciousness)而定的。这两个标题分别言简意赅 地勾勒出了内在性范式注重主体的内在意识而解构主义范式注重主体的语言性这两种不 同的范式特征。对解构主义而言，主体的意识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透明的存在，而 是由语言所建构而成的，而语言本身却是一种时间性存在；主体永远不可能逃离语言或 符号系统的限制，而语言或其它符号系统也永远不可能逃离时间性的限制；浪漫主义宣 称，象征性语言可以将时间性和语言性的主体与某个外在的、超验的客体融合起来的断 言是一种谵妄。这种思路贯穿着《浪漫主义和语言》中所收编的各篇论文，如蒂矛斯· 巴赫梯(Timothy Bahti)在《华兹华斯的修辞性盗窃》(“Wordsworth's RhetoricalTheft”)一文中便明确拒绝“首先预设一个主体，到后来才发现这个主体的意识只存在 于修辞性语言的关系之中”；而且，他还坚持认为，“语言结构”是“自我及其意识功 能之可能性存在的条件”(p.99)。玛丽·雅可布斯(Mary Jacobus)的《写书的艺术：浪 漫主义散文和对过去的写作》则着重讨论了德·昆西、赫兹里特以及兰姆关于浪漫主义 自传的语言观。雅可布斯指出，华兹华斯在《序曲》中总是拒绝承认自我的语言性以及 语言符号的互相指涉性(而非指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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