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的创作生涯大体可分为早期的耽美、恶魔主义时期(1909-1924);中期的古典主义回归时期(1924-1945)；后期的以老年人的“性”为主要对象的现代作品时期(1946-1965)。虽然他各个时期作品的创作风格和特征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一以贯之的“臻美”却一直都是谷崎文学永远的主题。谷崎的早期作品（如《麒麟》、《恶魔》）特色一是通过女性受虐待而获得快感；二是在残酷中展现女性的美，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新浪漫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对“恶”的追求是非常彻底的。于是他又有了“恶魔主义者”之称。吉田精一说：“谷崎润一郎的作风是以空想和幻想作为生命，意味着不涉及现实的正道。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罗曼蒂克。这意味着他通过不应有的世界，恶魔般的艺术，发挥了使读者陶醉的魔力”，而且“他的空想和幻想比较缺乏变化，专与肉体和感觉紧密结合，却不飞翔到观念上。’这一点在其作品《文身>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文身师清士‘‘心中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快乐与夙愿”，在运用“特别特别疼的朱刺和晕刺”的手法时_他便格外高兴”这里所体现的是一种由施虐和摧残的变态行为带来的感官上的快乐和“美”的愉悦；当他用银针刺进人们的皮肤时，血肉模糊，红肿一片，而且往往伴随着人们痛苦的呻吟声，“不过，呻吟声越高，他越有更大的神奇。文身之后，即经过了施虐与受虐的过程，清吉和少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清吉由之前的高高在上而沦为少女——“美”的化身的奴隶。通过文身，潜藏在美女内心深处的某种思绪得以复苏美”呈现出它本来的面貌，至高无上而且具有绝对的魔力因为追求“美”而出。追求美，创造美（甚至是不择手段的），最后以美的力量感染人，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

尽管谷崎润一郎和郁达夫的创作过程具有以上相似，但细读两位作家具有唯美色彩的作品，也不难发现：前者是经过革新蒸蒸日上的民族，后者是伤痕累累的弱国子民。加上不同的民族性格，两者又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谷崎润一郎小说中几乎看不到任何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主题，基本都是作家对自己本身发生的事情不做任何掩饰的叙述，给读者一种压抑和淡淡的哀愁；而郁达夫抛弃了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中的架空玄想，始终立足于现实，描写身边的人和事。这是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不聊生，国家内忧外患，纯粹的官能描写已经不合时宜。

二、“美”的追求中的民族传统趣味

艺术家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受审美主体的审美定势影响，造成这种审美定势的原因除了性格因素以外，应当还受到传统审美积淀的制约。谷崎和郁达夫早期小说，最明显的是两人都通过性冲动来表达他们各自的追求和情感，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里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差不多同时发生了变化，都表现出某种向传统价值取向靠拢的趋势。

谷崎的唯美主义文学既接受西方现代情趣又维护江户传统情调，其唯美的“美”正是这二者相交织的产物。“在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中，谷崎最终找到传统与现代结合这条路，创造出自己的文学的辉煌。” 在《盲人物语>和《芦》等作品中，作者试图通过物语的形式、活用古典文体中所凝炼出来的日本语美的传统，所创造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浪漫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古典式的哀愁色彩，并加以调适，企图统一地把握这个两方面，创造出另一个新的向古典倾斜的新天地。谷崎氏重视引进西方文化改造以适应民族传统，他巧妙而详尽地通过从平安朝的物语文学、和歌、室町时代的能乐、镰仓时代的《平家物语》、江户时代的木偶净琉璃、歌舞伎，以及民族乐器三弦等传统文学艺术到日常生活的种种所淘冶出来的审美情趣，与西方相关文学艺术及日常生活的种种比较，强调了日本民族审美的独特性。他礼赞荫翳，因为其中蕴涵着一种东方的神秘感，具有东方禅学幽玄的情绪。他礼赞崇高的肉体，因为“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并非邪恶。”日本人“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谷崎作品完全继承了日本人自古以来尊崇自然天性的思维特征，表现在审美思维中就是对人类天性情感和欲望的赞美，对两性肉体快乐的倾慕和渴求。日本文学独有的“好色”审美文艺赋予谷崎文学的不是露骨的情色描写，而是以恋爱情趣作为重要题材，借此探求世相和风俗，把握人生的深层意义，并且与物哀、风雅的美意识相连，因而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学意义。正如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说的：“日本文学没有描写性结合的本身，而是描写情事后面令人忧伤的感叹，多半将感情倾泻在美的方程式中。所以狂热的爱情及其性的表现不受任何抽象道德观念的制约，完全是为了美本身，为了得体。恋爱变成一种艺术，倾注在忧郁的诗歌和日记中。其文学之典雅，至今绝无仅有。谷崎的作品情调优美哀怨，语言清雅端丽，体现了日本情色文学的优雅。

郁达夫时期的“五四”新文学是在批判和反对封建传统文学观念，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实际上每个作家受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会因为“破旧立新”的主观愿望完全消解，相反，由于受到意识层的压抑可能会转变成潜在的意识积淀在心理的最深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郁达夫的影响就比较深远，如儒家、道家、佛家都推崇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现实生活中饱经沧桑、承受着精神苦痛的郁达夫，比较喜欢亲近自然，在看到大自然美丽的风景时不禁悠然神往，把所有的情感都投射到自然景物上去，进入忘我的境界，忘掉尘世生活中的烦恼；同时他还陶醉于其中，还把亲身体验诉诸文字，在小说、散文中大量描绘自然，用一枝饱含深情的巨笔展示大自然的风采和神韵。这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对于他的审美追求乃至艺术创作起的作用，象是隐藏在山涧中的溪水，细微但长久。他在《感伤的行旅》中写道：“约莫到了残宵二三点钟的光景，槛外的不知哪一个庙里来的钟声，尽是当当当当的在那里慢击。我起初梦醒，以为附近报火的钟声。”像这样情景交融的自然描写在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与他媲美。他向往魏晋竹林诗人的不羁风度，欣赏放浪形骸的士大夫的声色犬马、淹滞风流的品性，并且在情感深处有落魄文人的卑己自救、虐己自娱情结。郁达夫身上的传统文人名士派情结很强，正是从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出发，他从唯美主义注重感官享乐的艺术倾向中寻找到了契合点。他的作品着意于抒情，变古典小说中叙事的传统而以抒情为主导的抒情体小说，不仅迥异于传统叙事小说且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新葩。他的《迟桂花》篇幅虽小，但小说的氛围和境界却很醇厚。在作家笔下的西子湖畔的翁家山，没有一丝现代都市的喧嚣，它是那样的静、美，到处弥漫着晚桂的清香，翁家兄妹是那样的纯朴、坦直。山川的秀色烘托出人物的美好精神，而人物的精神美更显出山川秀色的迷人。小说着力刻划了翁莲的美好心灵，并勾勒出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洋溢着一种怡然自得的乐观基调，它展示了作家所企望的陶渊明式的理想境界。《故都的秋》中：狭小的破院、飘零的槐蕊、蓝色的牵牛、勃勃的小草……简单的事物，那种清新又略带忧愁的感觉，淡淡的话语就勾勒出了一幅美感十足的画面。这些细腻的笔触都无不描绘着郁达夫心中最美的地方。

谷崎的小说结构严谨，抒情写景错落有致，对人物和细节的刻划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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