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因为两汉盛行的阴阳五行说，及宋儒的理气论的影响，许多人一提到气呈便联想到从宇宙到人生的形而上学的一套观畴。其实，切就人身而言气。指的只是一个人的生理地综合作用，或可称之为生理地生命力。” 评介曹丕以气论文而推崇个性化的创作主体对文学作品的决定功用正是当时文学发展变化的最基本的规律在文学理论上的艺术概括。可以说，曹丕《典论·论文>首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的性质特点的亲和协同。他以“建安七子”为代表指出了作家的才能各有所偏，而通才是极少的。从文章的方面来看，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创作特点。因此，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只能擅长某一种文体的写作，很难做到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即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叹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彻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璃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故而对文人来说，不应“暗于自见”，不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文人相轻”实是“不自见之患也”。强调一个作家惟有当其才能特点和文学体裁特色相统一时才能发挥其所长且真正有所造诣。

曹丕的文学思想在承载了漫长的历史洗礼后可谓是依旧光辉灿烂且对当今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意义非凡。即自曹丕首揭“文气说”以来，无论是评诗论文或探讨创作和鉴赏的一般规律历代文人大多皆从“文气，，上着眼。而由“文气”衍生的概念，诸如气韵、气质、气象、气势、气骨等几乎涵盖了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生命层面。故此，绚丽隽永的古代文论的义理、范畴和观念实质上是由“文气”说一脉关联而形成了迥异于西方传统文艺理论的审美范式。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概因中国文学演绎史上所谓“自觉”主要包括“文学创作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两个审美范畴，而中国文学批评自觉意识确立于曹魏时代，它以曹丕表述其文论思想的经典之作《典论·论文》为具体生命标志。所谓“文学批评自觉意识”是指批评主体将批评对象如文本内容、文体特征、艺术风格等作为业已独立的文学学科的相关理论问题而有意识地进行较为连贯、较为系统的思考与探讨并甄别优劣，从而做出富有启迪意义的评判与结论的哲学思辨体系。比如说，先秦时期即有所谓“三不朽”之言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而曹丕以“文章”取代“立言”，并把文章的不朽提高到与立德、立功并驾齐驱的地位，从而标识着全新的理论视野和审美情趣。可以说，曹丕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冲破了阻碍文学独立、压抑文学价值的传统观念，明确地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章”提高到“经国之大业”的地位且把文人的著述誉为“千载之功”，崇尚把文章价值的“不朽”与个体生命价值的短暂进行比较分析，并把文学的崇高地位和价值建立在新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从而为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定牢固的理论根基。

曹丕所谓“气之清浊有体”就是指作家创作主体的气质个性是由“阴阳（清、浊）”二气互动所决定。“阴、阳”二气在人的方面决定了作家阴柔和刚健两种基本性格类型，由于阴阳二气（元气）禀赋于天，所以“不可力强而致”。可见，曹丕的“气”则完全是禀赋于天，是了无伦理道德色彩的创作主体之个性气质。可以说，“文气”主张“才性一体”，强调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同时也关注着作家的创作才华。曹丕认为一个作家有什么样的创作个性就必然具备与之相应的创作才华，也就会擅长一种特定的文体。故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又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材能备其体”。即言作家大都是偏材，所以只能擅长一种文体，只有“通材”才能备善各种文体。可以说，“气”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个复杂繁冗的概念。而在文论领域的“气”之内涵的主要寓意可涵括为：一是气质性格之“气”，指作家的自然察赋和个性气质，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二是思想精神之“气”，即孟子所言之“浩然正气”。二者皆与文学创作契合融通。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然“气”有清浊之分，即有阳刚和阴柔的差异而不能兼擅相融。即言作家的个性和气质形成作品独特风格。而风格来源于个性，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是有其内在的统一调谐。作品体现着作家的个性，作家鲜明的创作个性恰恰来自于自身的独特气质，从而开启了后世文学风格论之历史先河。因此，曹丕力改汉代诗教“咏吟情性，以风其上”的文学习气而标举“文以气为主”并引领着“建安风骨”文学演绎轨迹。为此，“文以气为主”的审美命题开辟了从作家精神世界角度把握作品基本特色的思路且初步接触了作家与风格的关系并确立了我国古代风格论以创作主体为中心的生命基调。加之其将作家个人的才性置于关注中心且希冀从分析作家个性气质入手加以揭示其创作风格的特征而在文学批评演进中烙下了崭新的印迹。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章的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赞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然“经国之大业”是曹丕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它强调作家须把文学事业与经国治世加以联系。据此探究，当今文坛随着休闲文学的兴起，作家不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文学界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多极、多变的艺术形态，诸如“世俗化”迎合大众、“另类化”广纳粉丝、“无变化”遭遇冷落等。由此，作家理应投身、关注、剖析现实，崇尚关注社会、感悟人生、激浊扬清，使文学创作真正服务于国家社会和推动社会历史的演进。在当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社会转型尤其需要作家有“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直面现实的安身立命的审美情韵。同样，“不朽之盛事”是曹丕提出的文学功用价值观。曹丕主张建功立业或著述文章以垂名后世，以求得精神之不朽，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价值观。曹丕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旗手而为建安文人指明了一条扬名立腕的有益路径，从而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次高潮。概因作家能够通过创作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精神道德“物化”在文学作品之中，作家的思想精神借助于语言文字而加以表达，从而使作家的精神生命得以亘古流传，最终达到“不朽”。换句话说，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评析，某些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在于史学家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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