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山，给太子之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原来一直争执不下的问题，“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现在由于刘邦见到四皓出现在太子身边，而很快做出了决定，打消了改立赵王如意的念头：

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日：“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日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日：“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免游乎？”四人皆日：“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日：“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日：“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柰何！虽有缯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竞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当然，若从刘邦与戚夫人的个人感情、吕后后来的歹毒，以及戚夫人与赵王如意的悲惨下场来看，上述结局多少有些凄楚。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感情与道德关系，后世不少人对于四皓出山以及因他们而导致的变局多有诟词，唐代诗人张志和在《渔父》里就讽刺说：“翻嫌四皓曾多事，出为储皇定是非。”同为唐代诗人的杜牧，其诗歌《题商山四皓庙》质问得更尖锐：“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诗人的评价反映了人们的不同看法，原本无可厚非。但四皓行为的实际影响是否如此，他们的选择是否得当？则值得加以辨析，而不能简单否定或指责商山四皓。如何评价他们在太子之争中的行为？笔者认为评价的尺标应该是历史的观点，而不是感情与道德评价。

首先，前面已经指出，四皓之所以从拒绝出山到辅佐太子、反对刘邦改立，是因为刘邦策略不当，以及后来四皓对太子性格、为人的认可。而另一方面，太子竞争者赵王如意的性格，据刘邦自己所说：“如意类我。”四皓本来对刘邦某些性格方面有抵触，那么“类”刘邦的赵王如意的性格显然与四皓所希望的君王形象不一致。

其次，从古代的惯例与汉初的实际情况来看，四皓的出山以及对太子之争的平息，都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第一，四皓的主张符厶‘‘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众所周知，自从西周嫡长子制得到确立后，立嫡不立庶就成了一种习惯法，继承问题也成了一方诸侯或一个王朝的大事。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将有利于社稷的安稳；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大动乱，这样的例子在汉初之前有很多，西周末年的褒姒之乱、晋国的骊姬之乱、甚至秦二世谋害兄长夺位引起的纷争，都是惨痛的教训。正因为如此，刘邦一开始打算改立太子，就不断遭到大臣们的反对，“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以直谏著称的周昌甚至公开说：“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第二，四皓的做法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刘邦欲废太子，事在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这个时候刚经历秦末大乱、楚汉相争，一方面社会疲敝，百废待兴，另一方面黥布等人还割据地方，人心未稳，因此如何保持社稷的稳定，无疑是当时最大的问题。如果因太子问题而引起纷争，后果将不堪设想。况且，吕后素来“为人刚毅” ，吕氏兄弟又多把持要位，若太子被废，在“母以子贵”的年代，吕后及吕氏家族显然不会善罢甘休。庆幸的是由于太子问题很快被解决，并没闹出乱子，刘邦也才得以集中精力平息了随后黥布的叛乱，对此，四皓功不可没，所以后世大多士人都肯定了四皓的“安刘”功绩。曹植在其《商山四皓赞>中说他们：“应命太子，汉嗣以宁。”白居易的《题四皓庙>也说：“卧逃秦乱起安刘，舒搂如云得自由。’，宋代文人王禹偶在《四皓庙碑》中的评价更详细：“《易》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刘，知存也；应孝惠之聘，知进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备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王禹傅的另一篇文章《拟留侯与四皓书》借留侯张良之口，也对四皓进行了褒赞，等等。

因此综合来看，四皓拥立太子的行为，不论从惯例角度还是从汉初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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