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能融人进去的小市民社会而著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历史文化心理的继承。

二、浪漫主义——冲动

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世居两湖、江汉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关，也与受自然环境影响的社会环境有关。

南朝著名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就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祥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对于南北文化的差异，当代地质学家周昆叔强调环境的因素。他说：“北国有粗犷豪放的人民和古朴深沉的文化；南国有圆通灵敏的人民和轻灵秀美的文化，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差异?不可否认，北方坦荡的黄土高原和南方山回水转的环境对人类性格陶冶和对文化特点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人及其人创造的文化是植根于环境中的，是环境起了重要作用的杰作，是环境的效应。”楚地山峦起伏，林木葱葱，大江奔流，细川潺潺，时而云遮雾绕，时而晴空万里，此种绚丽多彩、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观，为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精神提供了fijfEl源泉。除了民族不同、地域环境不同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之间还有经济生活的差别。显然，北方中原是旱地农牧经济；南方楚地是水稻渔猎经济。这些不同，带来了两者文化心理的明显差异。如中原人重礼制、重理性；楚人则重人神共位、重感性，并富于浪漫色彩的幻想。

《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菔赢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的压抑，形成了楚文化浪漫冲动、热烈奔放的生活情感。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文化，无论娱神娱人，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饮酒是浪漫气质的表现，楚人非常重视酒在祭神与助兴中的功用，酒后的狂放是生命力的展现，楚人的个性与活力在这里得到了自由的舒展。楚人与乐舞也结下了不解之缘。楚歌抒情的意味特别浓厚，《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音乐是楚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楚歌虽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然而都极具震撼力，上自士大夫，下至田夫野老，都有歌舞的雅趣。楚人充沛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使楚文化的艺术遗存无不呈现出造型清秀、韵致俊逸、色彩富丽、线条流畅的风貌。楚人崇拜太阳，崇拜大火，喜爱亮丽的红色；向往日出的东方；楚人尚鬼，好祀，崇巫，喜卜；楚人爱细腰，女子婀娜多姿，男子则轻剽好斗等等，都可以用楚人耽于幻想、富于浪漫气质寻求一个确切的解释。与中原文化相比，念祖、忠君、爱国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处，但中原文化偏重礼法，楚文化偏重情感；楚文化中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力求浪漫，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力主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

浪漫冲动的性格一方面能够革故鼎新、锐意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国初期，楚人就发明了“楚式鬲”，还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而兼之，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并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在楚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楚人敢于打破陈规，向自认为不合理的事物挑战。熊渠封儿子为王、熊通自称武王，还有楚庄“问鼎中原”均属离经叛道、惊世骇俗之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本是楚人的一种性格，最后升华为以敢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精神。但另一方面，这种浪漫主义的情怀也造就了楚人狂傲冲动的心理特征。楚人的狂傲和冲动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遭到儒者[难。早在孑L子时就有楚狂人“风歌笑孔丘”，一个“狂”字，把楚人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班固就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班固《离骚序》)。楚人的狂傲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楚人的自卑心理，超越自我的愿望使他们重视自我的存在，自我是他们首先关注的对象，正因为这一点，楚人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楚人的性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处处表露出来，这种生活方式又强化了楚人冲动与狂放的性格。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期望能“乘骐骥以驰骋兮”、“令凤鸟飞腾”(《离骚》)。项羽更是以刚愎自用、轻狂傲慢闻名。司马光也曾在奏折中写道：“闽人狭险，楚人轻易。”(《续资治通答·卷六卜七》)

确实如《礼记·王制》所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学者们在研究时也发现，不同的地区有着不用的文化心理特质。李淦的《燕翼篇·气性》则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以大概论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为一道，通谓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为一道，谓之东南人。……北地多陆少水，人性质直，气强壮，习于骑射，惮于乘舟，其俗俭朴而近于好义，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瑚其区域划分虽粗，但描述习俗民情却十分形象，似乎正好对应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不同的文化心理。

司马迁曾这样评价楚地楚人：“其俗剽轻，易发怒。”(《史记．货殖列传》)直至今天，湖北民间还有着动不动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民俗，人们也习惯把湖北人叫“九头鸟”，表现着狡黠、强悍、变化多端等种种特点。武汉人也以脾气大、容易毛躁著称。楚人的文化心理深深积淀在楚人心中，传承千年仍表现在衣食住行、自娱自乐、思维想象等各个方面。

三、神秘巫祀——达观

德国l9世纪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在《人类地理学》中，分析了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到了地理环境的严格制约，自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一个民族应该居住在命运所赋予的土地上，他fH JjF．从法则，必将死于这块土地”。他把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总结为四个方面：直接的生理影响；心理的影响；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支配人类的迁徙及其最后分布的影响。他在强调地理环境决定着人类活动的思想的同时，也承认人类意志的力量和人的无限创造力。楚地特殊的地理条件产生了强烈影响着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的神秘巫祀文化，在心理上也产生了达观的态度。在氏族社会里，巫一向具有很高地位。中原文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以礼制的名义保留了一些形式。而楚人在对神灵的坚定信仰中获得了力量，这种力量也使他们形成了达观的文化心理。

楚国故地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大量泥沙的淤积，形成了肥沃的冲积平原——江汉平原。在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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