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利益集团的咨询机构[2](P.309-331)，基督教工会只能在那里发挥　自己的咨询作用。
　　尽管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利益不尽一致，但由于欧洲共同体机构中工人和工会力量十分有限，从实现劳动者的总体团结出发，二者决定寻求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增强工人和工会的影响。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通过会谈达成了在共同体机构中分配代表席位的协议：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某位成员将进入高级机构，而IFCTU则将为法院提供一名法官。这对IFCTU是极为有利的。但事情的结果是，尽管塞拉伦斯和比利时人加斯东·伊斯更斯(Gaston Eyskens)先后由阿登纳、舒曼等人提名候选，但前者未获得通过，而后者本人又拒绝接受，基督教劳工运动的某位成员进入主要机构的设想落空。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协议中，共同议会中的15个工人席位里应有4个属于基督教工会，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诸如不同产业间和国家间“制衡”因素的作用，工人议席的最终构成与协议并不一致：IFCTU不得不作出让步，它的确得到了4个代表名额，但共同议会中工人代表名额的总数从计划的15名增加到了17名[8](P.13)。在欧洲煤钢共同体官僚机构的任命方面，基督教工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冷落在了一边。1953年底，在IFCTU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共同压力下，为了弥补工人代表名额不够的缺陷，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中建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来处理和工会之间的关系。
　　客观地讲，尽管舒曼计划给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之间带来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但这只是策略上的，并没有改变两者间关系远非融洽的事实。在欧洲委员会中，这两个国际工会组织一直是各自为政。1951年，IFCTU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建议欧洲委员会应以更加组织化的方式将国际工会运动纳入到它的活动中去，实际上是希望国际工会联合会能获得咨询组织的地位。直到1952年底，欧洲委员会才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提出建立起两个国际工会组织的联合咨询委员会。IFCTU当然是支持这个方案的，但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认为联合模式意味着过高承认了IFCTU的地位，因此拒绝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而要求得到单独的承认。最终它们成为欧洲委员会中各自独立的两个咨询组织。
　　1955年6月的墨西拿会议再次启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莫内的行动委员会对此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总的来说，在欧洲联合的讨论中，工会感到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但莫内委员会在这方面却是个例外。莫内认为，一旦说服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和工会领导人支持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有可能带来广大的支持者队伍。基督教工会的许多领导人因此进入莫内委员会。通过该组织，基督教工会得以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息和基本走向。
　　尽管IFCTU非常赞同一体化欧洲的构想，但无论是欧洲复兴计划还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在其建构之时，工会都没有办法插手其中。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打交道的经验告诉基督教工会，最重要的是在讨论一开始就参与进去。因为欧洲社会经济的联合问题不单纯是政府官员的问题，也不单是少数实业家、银行家的事务，而是整个欧洲大众的事务，尤其是欧洲工人的事务。首先，IFCTU希望在政府间委员会的各国代表团中有基督教工会的代表席位，这个希望只在比利时代表团中得到实现。此外，它还要求被承认为单独的咨询性组织，也未成功。虽然在参与欧洲联合的问题上，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与IFCTU的利益大体上是相似的，但自从在德国形成新的基督教工会以后，两个国际工会组织间的关系大为疏远了，因此，IFCTU无法从自由工会方面获得支持。
　　1956年11月到1957年初，当欧洲经济共同体草案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的讨论进入决定性阶段时，IFCTU尽最大努力使条约草案沿着对工人更有利的方向调整。它主要坚　持新共同体中的执行机构委员会应有更大的权力，有权制订能贯彻其意志的经济、社会　政策；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应与执行机构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具有同等的动议权，以此反　映出社会群体的参与。为达到目的，它甚至威胁拒绝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有关条约。1957　年2月，IFCTU与政府间委员会主席斯帕克举行了一次会谈。然而，斯帕克批评各国缺乏　具有坚实基础的真正的欧洲工会活动——这也许是IFCTU在欧洲机构中无法真正发挥作　用的原因。3月25日，6个国家的外长签署了条约。
　　同在煤钢共同体中的状况一样，IFCTU只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这一咨询性组织中获得代表席位：总共101个席位中，基督教工会争取到了31个劳工代表席位中的10个[8](P.23)。尽管IFCTU认为工人在新机构中所获代表席位不足，但他们对罗马条约的态度仍是相当平和的。其原因在于，IFCTU对煤钢共同体的实际效果持肯定态度，因而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IFCTU也批评过煤钢共同体中工人代表席位不足和缺乏社会力量，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它为工人带来了重大利益，如在社会政策方面，共同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劳动保护，重新安排劳动力并使之适应新的岗位，修建了　住房等等[9](第117页)。此外，尽管IFCTU并未经过高级机构直接在煤钢共同体中发挥　作用，它相对于工人的影响力倒是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而且两个国际工会组织在煤钢　共同体中的合作相当程度上加强了不同国家间工人的团结。
　　由于在煤钢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中都未能建立起独立的咨询委员会，为了加强两大机构中工会的影响力，IFCTU也在自身组织结构的改革上做了一些工作。如为扩大基督教工会在煤钢共同体中的影响，1955年建立了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将煤钢共同体中各国的金属工业、矿业工人和白领工人的工会联合起来并协调它们的行动。从组织上看，该联合会独立于IFCTU，但它的秘书长可以参加IFCTU的联合理事会。为维护经济共同体内基督教工会的利益，1958年5月IFCTU还建立了它的欧洲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3](P.96)，这一组织是IFCTU的一部分，但可以推行独立的政策。这些结构调整表明，在整个欧洲层面上基督教工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
　　　　　　IFCTU的活动方式
　　到1958年，在战后生存几乎没有任何保证的情况下，IFCTU设法在欧洲公共机构中赢得了一定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它相信自己已经极大地超过了其他两个联盟组织：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前者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4](第542页)，在西欧遭到排斥；而后者则因其内部的极不团结，无法有效地影响欧洲政治。所以，应该承认IFCTU的发展成就是显著的。
　　IFCTU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领导人的外交和政治才能。IFCTU理事会1949年通过的欧洲战略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基督教工会的领导人在欧洲运动中展现了其有名的天主教徒个性，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也是非正式或半正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精英圈的一部分。有欧洲一体化“教父”之称的舒曼、阿登纳和德加斯佩里也被视为其中的成员，这为IFCTU的领导人展开个人活动提供了某种联系的纽带，继而为扩大IFCTU影响，成为参与正式协商机制的压力集团奠定了基础。
　　除发挥其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和个人联系之外，IFCTU还加强与政党的往来，尤其常常通过基督教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传递其政策主张。自19世纪末期第一个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之时起，基督教工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历史就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同质的意识形态。在劳资问题上，它们都秉承1891年教皇通谕的精神，鼓吹在阶级合作而非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通过实行基督教的道德标准，在工人和雇主之间获得更大的平等。二战后，在所有出现了重要的基督教劳工运动的国家中，都有基督教民主党的存在，他们都致力于劳工运动，给工会领导人进入政府的途径并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