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东方精神，提倡完全基于西洋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国家为私物，破坏东方道德，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政策，……把东方和平陷于危殆。加之……苟合与数年抗争的共产党，容许苏联赤化中国，遂酿成中日事变。”1941年末，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也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
　　“侵略有功”论是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的“理论”。他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亚洲”这些国家。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说：“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军国主义，这些国家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是去解放他们。”樱井新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8月15日。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 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有甚者，曾在东北统治14年日本殖民地官员们所写的《满洲全史》竟称“创建”“满洲国”政权的“善良动机”，是“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近代国家……日本的功绩。”甚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迹”，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
　　这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也有其历史渊源。其直接来源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要使所有的民族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在日本领导下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殖民扩张计划。起初，日本提出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其目的是要排斥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利用英美在欧洲战场的不利局势，策划南进夺取英法荷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日本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正式提出“共存共荣”的主张，称日本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国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后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声明中开始称作“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即“凡大日本帝国势力所及之处，即是大东亚。”（注：转引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公论》，第4卷第5期。）
　　为了制造理论根据，日本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名，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反对英美称霸，“打英美的旧秩序，求得大亚细亚民族解放”，“建设‘亚洲人之亚洲’之新生活圈。”建设“以强国与弱国共存共荣为目的的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注：《东亚共荣圈之法的性格》，《华文大阪每日》，第9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其实， 日本所标榜的“道义”根本不是“道义”，而是侵略和奴役，是打算把亚洲国家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这样就把“罪行榜”改为“功劳簿”了。
　　　　　　三、武士道和奴化教育的误导
　　日本武士的“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忍让的封建伦理规范—“武士道”。它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得到广泛流传，为日本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武士道”内容中有一条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的效忠封建领主。明治维新后，虽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仍被新的统治阶级沿袭下来。将原来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将“武士道”看作“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人民和士兵。以后又将军国主义同“武士道”结合起来，使之“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军队灌输。1882年，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语》规定：“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军人训诫》进一步规定：“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即把天皇视为“超人”的“神”来崇拜，“这是军纪的唯一的最高根源”。天皇还把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定为国教。从而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是神的化身，是现人神，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并特别提倡“武士道，”称军人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忠诚”（效忠天皇）“勇敢”（勇于为天皇而战死）、“服从（作驯服工具）。将忠诚、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品德标准。
　　忠诚、勇敢、服从，具有职业军人的荣誉感，是世界各国对日本军人的普遍看法，但军国主义者用棍棒、皮鞭等训练工具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纵容上级对下级、老兵对新兵、教师对学生的粗暴的惩罚行为，使日本军人在“施虐狂”的熏陶下，极其残忍凶悍、灭绝人性地屠杀他国平民和战俘的做法，是应该否定的。日本战败后，其军国主义制度虽废除了，但其野蛮性、盲目性、愚昧性都被保存着。
　　日本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为国教、驱使国民响应军国主义对外频繁发动战争的历史，而《教育敕语》在此间起了“天皇教”教典的作用。
　　1890年，天皇发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到广大日本人的灵魂中。《教育敕语》提倡“尊皇爱国”的伦理，倡导“自己的身体应该献给国家”，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一旦有缓急，应义勇奉公”，“为君父牺牲”，贯穿着强烈地向外扩张主义的主导思想，为以后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确定了方向；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作为蛊惑人心的“强力磁场”，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的意志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皇祖皇宗之遗训”，让“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1936年，文部省的《国体之本义》对《教育敕语》的内容加以引申，指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福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是为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为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贯通于国史而虎炳生辉”。“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之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人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长外我国之臣民”。将《教育敕语》中的神政的、家长式的国家主义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军国主义就以经《国体之本义》诠释的《教育敕语》作为天皇教的教典“教化”国民，引诱国民投入到侵略战争中去。因此，日本中小学的例行活动都要拜读、背诵《教育敕语》，四大节日（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和元旦节）时，由校长、教务长和数名教师把天皇、皇后的照片从学校设置的奉安殿上恭敬地搬到举行仪式的场所，庄重地朗读《教育敕语》。天皇的照片来到时，发出口令，行90度鞠躬礼，拜读《教育敕语》后，齐唱《君之代》歌。军国主义正是通过这种虔诚地拜读仪式，使国民在不知不觉中泯灭理性和自我，从而狂热地去应征参战。日本军国主义在这种疯狂的“为天皇而死即成神”和“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野心膨胀，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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