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 否事金的问题做出抉择。高丽仁宗四年（金天会四年，1126 年）三月“辛卯，召百官议事金可否，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 俊京曰‘：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 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 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从之”。次月，高丽即“遣郑应 文、李侯如金，称臣上表”。[7][卷15《]金史》载此事谓：天会四年 “六月丙申朔，高丽国王王楷奉表称藩”。在金国强大军事力 量与强硬外交政策的双重压力下，高丽被迫遣使向金上表 称臣，但一直拖延至高丽仁宗七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十 一月始进纳誓表。《高丽史》载，是年十一月“丙辰，遣卢令 琚、洪若伊如金进誓表”。至此，金丽之间的主从关系确立， 金“全盘继承辽在韩半岛的宗主国地位”[10].
    金国不仅凭自身实力改变了金丽关系的性质，而且影 响了高丽的对外政策。早在高丽睿宗九年（1114年）九月， “高丽就从辽东京兵马督部署的谍报中，知道阿骨打叛辽的 消息。后来又相继得知女真败辽的讯息，乃于1116年闰正 月，遣使向金贺捷，并于四月主动废除辽天庆年号，改用甲 子纪元。”[11][p.269]史载：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年）夏四月“辛 未，中书门下奏：‘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不 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从 之”。[7][卷1“4]从此，在高丽行用了一百二十余年的辽正朔被废 止，宣告了辽丽朝贡体制的终结。”[12][p.90]对宋，高丽除保持一 贯的友好政策外，亦十分谨慎，在形势未明之际，既不过分 亲近，也不刻意疏远。高丽一面频繁遣使如宋请乐延医，一 面又婉拒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倡议。高丽于睿宗十年（1115年）秋七月，派遣进士金瑞、权适等五人赴太学。宋则于次年 赐高丽大晟乐。宋重和元年（高丽睿宗十三年，1118年）遣医 官杨宗立等至高丽为睿宗王俣医病。宣和五年（高丽仁宗元 年，1123年），高丽睿宗薨，仁宗继位，宋徽宗特亲制诏书、祭 文，遣吏部侍郎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前往致奠，吊慰， 极尽恩礼。即便如此，高丽对宋邀其请命于朝的建议并无丝 毫兴趣。史载，“路允迪等告王曰‘：……今辽命已绝，可以请 命朝廷’”，对宋人热情的邀请，高丽以“忧制未终而遽求大 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为由婉拒。[7][卷15]因此，“高丽在宋、 辽、金势力消长之际，与三国都维持著表面友好的关系，以 静待时局的演变”[11][p.270].
    二、宋金丽三国关系与东亚政局 金灭辽后，东亚三国宋、金、高丽再次结成相互制约、相 互影响的三角关系，三国之中任何二国关系的改变都会波 及到第三国，从而影响东亚政治格局的稳定。经过多番较 量，最终由金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得以确立.
    天会三年（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在金兵的攻击 下，宋军节节败退，宋徽宗仓促间禅位给皇太子赵桓，是为 钦宗。钦宗继位后，面对金强大的军事压力，继续推行联和 高丽的对外战略，遂于靖康元年（1126年）七月派侯章、归中 孚等六十多人出使高丽，要求高丽“率励师众，相为表里，以 行天诛”。[7][卷15]而此时的高丽已经决定事金，并遣使上表，在 金盛宋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自然不愿再与金为敌，遂以内 外疲弊为由，婉拒宋人夹攻之议。为避免过分刺激宋人，高 丽仍派使节贺钦宗即位，但为宋金战火所阻，留居明州一百 三十日而返.
    北宋覆亡之后，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江南建立南宋 政权，与金相峙。而这个偏安一隅的新政权在挟灭辽及北宋 之威的金的凌厉攻势下，生存压力更甚。基于此，南宋朝廷 一方面继续密切宋丽之间的关系以增加自存的筹码；另一 方面，采取各种手段离间金丽关系，使金无法全力南下。南 宋建炎元年（1127年），命胡蠡为国信使出使高丽。接着又派 张诜、柳悦、黄师舜赴高丽，刺探女真情报。次年，宋朝廷派 两浙东路副总管杨应诚持节赴高丽，欲假道高丽至金，以迎 徽、钦二帝。但高丽衡量宋金情势和自身处境，再次婉拒宋 廷的要求。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 间，宋朝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派遣到高丽的使节前后计有五 次。[11][p.275]宋廷如此频繁地遣使高丽，与金对宋保持的强大军 事压力关系密切.
    随着金对南宋攻势的加强，南宋政权处境愈益艰难，宋 高宗被迫迁都杭州，甚至一度遣散官吏，逃往海中避难。风雨飘摇之中的南宋政权自顾不暇，自然不会热心与高丽交 聘；再则，杨应诚“假道”之议不成，触怒高宗，加之此时金丽 之间的朝贡关系较为密切，这令宋人顾虑重重，担心金假手 高丽刺探宋朝情报，于是在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辞却高 丽入贡之请，甚至罢高丽国信使地位，复元丰旧议，地位与 夏同。[13][p.95-96]宋丽关系陷入低潮.
    宋金之间战局未定，情势不明，也影响着金丽关系，使 金丽关系看似正常却并不融洽。自天会四年（高丽仁宗四 年，1126年）高丽事金开始，金丽之间聘使不绝，但直至天会 七年（高丽仁宗七年，1129年），在金的一再威逼之下，高丽 始向金进誓表。由于事金非出于自愿，高丽民间时有并记 宋、金年号的现象，如《皇甫让配金氏墓志》有“又于癸丑年 拜郡夫人，是时大宋绍兴三年，大金天会十年也”的记载。甚 至有只记宋年号而不载金年号的现象，如《海东福宁公主赠 谥壮简墓志铭》中曰：“岁在癸丑，乃大宋绍兴二年（应为绍 兴三年，1133年）五月庚辰，以疾卒，享年三十有八”。[11][p.274] 高丽人对金的不臣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再则，金丽关系的 紧张和猜忌并没有因为高丽向金进献誓表而消除。天会九 年（高丽仁宗九年，1131年），金太宗曾率三万大兵到东京， 高丽西北面兵马使马上向其朝廷报告，认为“其意难测”，高 丽仁宗命台省、知制诰等官员上封事，陈述意见。当时，高丽 派至金东京持礼使书状官崔逢深甚至说：“国家与我壮士千 人，则可入金国，虏其主来献”[7][卷16]。次年金朝改南京路都统 司为东南路都统司，治东京，目的就在于震慑、防范高丽.
    金对南宋多年的攻掠并没有灭亡南宋，相反却将金拖 入战争的漩涡，在内外交困之下，金熙宗确立了与宋议和的 政策，并最终通过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议 和完成了对宋政策的转变。这样“，整个东亚世界，随着这个 条约的签订而趋稳定”。[11][p.276]高丽见宋金议和，金的东亚盟 主地位已牢不可破，遂于是年“遣礼部侍郎权适、右司谏金 永若如金贺上尊号”。次年，金正式遣使册封高丽仁宗王楷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高丽国王”，高丽正式奉行金皇统 年号。[7][卷17]这标志着以高丽对金朝贡为主要内容的金丽宗 藩关系的确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年）之后，宋 金之间保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高丽与金的往来则更为频 繁，而与宋的官方外交关系则断绝。至正隆六年（绍兴三十 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六十万大军攻宋时，三国关系 再次发生微妙的变化.
    面对号称百万的金兵，宋高宗又开始推行“联夷以制 夷”的自保之策，命宣抚司传檄文于契丹、西夏、高丽、渤海 诸国，谕其出兵，共抗金人。[14][卷193]檄文虽未必传到高丽，但 在一定程度上显露了宋主动联和高丽的意愿。不过，在完颜亮兴兵南侵的同时，金国内部发生军事政变，一部分女真贵 族另立皇帝，金国内呈现二主并立的混乱局面。加之契丹趁 机叛变，金丽之间的通路被阻，两国关系遂转为疏淡。与此 同时，宋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绍兴三十二年（高丽毅宗十 六年，1162年）高丽通过宋商侯林获知宋在对金战争中告捷 及高宗御制完颜亮书图后，通过纲首徐德荣向宋表明欲遣 使贺恢复疆土之意，但为宋拒绝，高丽试图改善宋丽关系的 努力遂告夭折。不久，形势又发生变化，金世宗为了扭转不 利局面，一面与宋讲和；一面重新恢复与高丽的关系。大定 二年（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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