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独立是公民概念的本质属性。宪法、宪政要全面、彻底实现其价值，它就必须面向每一个公民，给每个公民以平等保障。公民的权利必须是具体的、个别的，它是公民个体的权利；即使那些被赋予团体、组织的权利也最终要还原为公民个体的权利，落实到具体的公民个体。团体、组织的权利在本质上是手段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公民个体的权利。离开独立的公民个体，一切权利都将毫无价值。因此，宪法、宪政本质上是个体主义的，它必然指向个体。个体主义是宪政最真实的起点，也是宪政最真实的终点。宪政从个体主义出发，经由复杂的制度程序及文化的意义投射，又回到了个体主义。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研究思路正是宪法、宪政的本质的必然要求。

  其次，这种必然性来自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对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实践优势。仅从理论上看，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确实各有可取之处与不足；但如果把它们放在实践或历史过程中予以考察，则优劣明显。一方面，从个体主义出发设计的宪政制度更能保障公民个体权利。所有宪政制度都以个体为中心来建立，能够更充分考虑个体各方面的情况，一般不会忽视个体的权利。而公民个体正依恃宪政的制度体系，来与国家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相对抗。如从国家角度来设计制度，则以国家或共同利益为中心，必然忽视公民个体的权利，也不能容忍个体与公共权力的对抗。个体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建基于个体主义的宪政制度其发展更具有适应性，更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个体具体而确定，因此，方法论个体主义具有实践性。它要求所设立的制度针对每一个体，重视个体的不同经验，这使宪政多采取经验理性主义方式渐进发展，从而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在这方面，英国的宪法提供了极好的例证。而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指导下，宪政多采取建构理性主义方式而呈现为激进式发展，往往伴随着革命等剧烈的社会变革从而导致秩序的崩溃、传统的中断。法国大革命后至1958年宪法的宪政历程是极有说服力的例子。总的来说，渐进性发展是宪政社会的常态，因此，个体主义是宪政的哲学基础。需作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个体主义还在于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是两种“从头到尾不相容”的观念和方法。我们只能在二者之中做一选择，而不能采取“折中”或“调和”，所有取折中或调和的态度，实践中最终都必然变成整体主义。

  再次，宪法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还得益于个体主义催生了现代民主宪政这一历史事实。从历史看，英国的清教为近代世界民主宪政的兴起做出极大的贡献。1620年5月5日，受英国政府迫害的第一批清教徒在乘坐“五月花号”轮船驶向美洲大陆时就签下了“五月花”公约。“五月花”公约从形式到精神都构成了美国宪法的源头。清教对于民主宪政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即个体主义。其基本原理是：个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普通公民，都享有一些天生的不可异化的权利，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尊重这些权利 。帕灵顿指出，恰恰是英国清教这样一股颠覆力量瓦解了传统的政教一统，创造了提倡个体权利的革命哲学。清教在17世纪致力于让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形式适于革命的原理。这关系到要发现一个新的社会组织体系，它能公平地使个体的权利适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当然，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的并不只是个体主义，还有民主理念，她就在个体主义的身旁，只是她没有个体主义那么引人注目而已。而宪政，则躲在“五月花号”的船舱里，等待着落地生根。清教的个体主义随后在美国《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独立宣言》及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宪法原则，并最终构成了近代西方宪法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主义的这一历史过程，无疑也成了宪法学选择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重要依据。

  对于我国宪法学而言，确立方法论个体主义尤为重要。因为，从根本上讲，我国宪法及传统宪法学是忽视公民个体的，“体现的是国家至上的神韵”，它以国家、国家权力、国家机构为论述重心，忽视公民、公民权利的内容 。方法论个体主义对个体的认识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是整体的基础，但个体非常弱小。二是人的不完善性。在第一个前提，宪政是要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机构及赋予个体以权利，使弱小的个体能够与整体相抗衡，因此，宪政的实质是以个体为本位，在公民与国家、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三）内部视角

  1.何为内部视角？

  对一门学科的研究大体上都有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内部视角是指从研究对象的内部着手，对其内在的结构要素及诸要素相互之间的关联的研究。它也对这对象以外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但却以进行内部研究时所积累的对象知识、思维方法、分析模式来类比性进行，也即，它往往将对象以外的现象也当作对象的“同类”来进行研究。而外部视角则是将对象放在一个更大背景中去研究，而且在研究中仅仅把这个对象当作背景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一个因素，更多地关注对象与其他部分、其他环节、其他因素之间的差异与关联以及这种差异与关联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

  从学科探索的一般进程看，只有通过内部视角的审视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系统的“专业化”知识，而“专业化”知识要获得更普遍的意义或者想获得某种程度上具有终极的意义，则必须采取外部视角。在产生的时序上，一般是先有内部视角的“专业化”知识，才进一步要求外部视角的认识。有人说，任何一门学科一经建立，在拥有所谓明确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大量固定的、专门性的专业概念的同时，也为自己的研究设定了最终的死局。因此，想要在自己的研究中摆脱羁绊、寻求任何带有终极意义理解的努力的惟一方式便是“出逃” 。我把这种“出逃”理解为由内部视角到外部视角的转向。但我以为，“出逃”的前提应当是这一学科已然成熟到一定程度——存在一套由专门的范畴体系和完整的逻辑结构组成的自洽的解释理论，能够对对象领域的绝大多数现象进行合理化解释——之后。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它才需要“出逃”，才渴望寻求某种终极的依据作为其理论的依托。如果相反，在内部视角未形成系统的“专业化”知识的情况下，采取外部视角获得的认识则会零散、空洞，无法与“专业化”知识融合。纯粹的外部视角是以“他”学科的眼光来研究这个对象，它忽视了这个对象与他学科的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经由纯粹外部视角形成的知识往往只是各学科共有的一般知识在这个学科中的逻辑推论。这样形成的知识，往往是“永远正确”却又不能确证的“宏大叙事”，我们无法据以建构起系统的、专业化的、精深的理论体系。

“专业化”知识带有技术性特征，而经外在视角获得的“宏大叙事”则具有价值、意义或哲学的特征。总体说来，经外在视角获得的认识，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它可能会对由内部视角获得的“专业化”知识进行某些修正或赋予新的意义，但却不会彻底改变“专业化”知识。由外部视角获得的认识终究要为“专业化”知识所接纳并融入“专业化”知识，才会实现其理论的价值。

  诚然，内部视角也可能存在缺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韦伯没有选择“法学教授”或“法律家”作为自己的职业而转向经济学进而以整个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作为自己学术事业的根据地，是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接受的法学教育所获得的知识背景和研究方法无法解决自由主义的衰落、社会主义的成长、实证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文化悲观主义的蔓延等问题。它表明法学研究方法可能具有某种缺陷，而一种社会理论或许有助于弥补这一缺陷 。马克思的经历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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