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 。其意思是说，研究立场的确定与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具体含义无关。但笔者认为，研究立场的确定是以整体主义或个体主义的一般含义为根据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必然以对个体主义的理解为基础。

  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关于对社会、个人及相互关系的两种解释模式，即，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社会、个人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方式。方法论个体主义以个体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来对社会、对个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正如卢克斯所说，方法论个体主义断言，除非这些解释完全是根据关于个人的事实来表达的，否则，解释社会（或个人）现象的任何尝试都应不予理睬 。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及社会高于个人为出发点来对社会、对个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解释。哈耶克指出，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以“社会”或“阶级”这类颇为盛行的解释性概念的有效性为基础，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类的实体，且这类实体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 。

  3.为什么必须是方法论个体主义？

  关键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方法论个体主义，或者相反，我们为什么选择方法论整体主义？如果按所谓“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对（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比较可能会使我们陷入迷茫。因为，严格说来，这两种观念、两种研究思路都不具有绝对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都有其合理之处，如果被推到极端都可能导致谬误 。对此，我们可能会无所适从。必须依赖于某些根据，我们才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有人说，现代社会科学总的来说接受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因此法学也应该接受这一思路 。这里提到了一种选择的根据，但是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得出这一结论的逻辑是可疑的。它没有推究为什么现代社会科学要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更没有解释法学特别是宪法学为什么也要接受这一思路？

  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最重要的根据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与社会发展趋势和人们的价值预期相背离的结果。或许，这在政治哲学方面会体现得更为显明。因为，政治制度跟每个人直接相关，其中存在的问题更容易被发现，也更容易被理解。奥克肖特就从政治理论方面揭示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倾向性。他说，“这种观点（即集体主义政治理论——引者注）认为政府之职责，是向国民灌输一种单一的行为模式，以迫使他们服从这一模式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活动。……确立一种‘共同利益’并迫使国民服从这一‘共同利益’，来创建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利益’与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是否容忍以及有否选择无关，它是一种普遍一致地强加给全体国民的行为模式。” 从整体主义及整体主义导向的社会秩序的价值中“必然引申出强制与控制的概念” 。也就是说，在政治实践中，（方法论）整体主义蕴涵着专制的倾向——为了抽象的“共同利益”可以忽视甚至在“必要时”牺牲具体的个体利益。国家主义是整体主义的最高体现。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着较强的国家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不断强化中央权力，弱化地方势力。在家族与国家关系上，凡是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总是前者要让步于后者。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更是要无条件的让步。” 如果宪政采取国家主义的模式，以国家为宪政化的方向、目标和最高原则，则人们相信“无限政府”是国家富强、统一和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个人和宪法只具有从属的地位。国家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宪政的，它是一种经过化妆的专制主义 。一句话，整体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专制倾向。

  （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专制倾向是内在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不限于政治领域。例如，在充斥（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下，人们不知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为何物；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经济理论中，“计划经济”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在（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历史理论里，除了领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终极理论外，我们将难觅个人的踪迹。而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整体主义宪法（学）的图景。狄骥以个体主义学说（他称个人主义）系建立在先验与假设基础之上不应被承认、从个体主义原则中推导出所有人绝对平等不符合事实、个体主义学说引出理想的完美的“法”概念违背科学 为由，否弃了个体主义学说，取而代之以“社会法学说”即社会连带主义法学。他的“社会法学说”指的是立足点从社会到个人、从客观法到主观权利、从社会规则到个人权利的所有学说。这种学说，确认存在一条规则约束社会中的个人，个人的主观权利产生于其社会义务；肯定人是社会中的人，由此人应该服从社会规则，社会规则要求个人对其他人负有义务，个人的权利只是其义务的产物，只是其必须自由和充分地履行社会义务的权力 。这一图景的根本特色是以义务为本位：人们“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因为，作为社会中的人，他要承担义务” ；自由也“只是完成其社会义务的自由”；甚至所有权也只能被理解成“个人自由完成因其特定地位而肩负的社会使命的权力” 。义务本位必然导向社会本位，个人成为社会的附庸。可见，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离专制仅一纸之隔。

  狄骥声称，在法律学以至于人为法方面，“法”的社会主义观念（即社会连带主义而非后来的社会主义）趋向于取代个体主义观念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历史刚好走向了它的反面。正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内在的专制倾向，导致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整体主义在近代历史中的衰落。随着资本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个体主义逐渐繁荣，到今天，个体主义已然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观念。

  现代社会是迈向民主、法治与宪政的社会，对专制具有一种本能的抗拒。这是现代社会科学接受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宪法学也必须接受这一思路？

  笔者认为，宪法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并不是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接受了方法论个体主义，宪法学才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予以接受；相反，倒是因为宪法学及政治学率先接受了个体主义，才导致了整个现代社会科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宪法学和政治学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接受也不是随意的，它是建立在宪法及政治实践基础上的。如前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内在缺陷即专制倾向在宪法（学）、政治（学）等实践领域被直观地突现出来。而在现代社会，方法论整体主义使宪法（学）面临着一个悖论：宪法标榜以保障人权为职事，而整体主义的内在缺陷却使这一目标落空。实践昭示，（方法论）整体主义与宪法（学）存在着根本的、直接的冲突。这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在这一领域的退却，并最终导致这一观念和研究方法在整个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为（方法论）个体主义所全面取代。方法论个体主义为宪法学所接受，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首先，这种必然性来自于宪法与宪政的个体指向性。弗里德里希认为，宪法和宪政的真正本质存在于其特定的政治功用之中。宪法与宪政的核心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 。因此，宪法与宪政是以公民个体立论的。公民是宪法、宪政中的基石性概念，这一概念建立在公民资格之上，而公民资格通过宪法规定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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