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着眼于私人权益的保护。司法作为制衡立法和行政的另一支力量，在实施条约时其通过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方式解决争端，保护私人（参与经贸关系的生产者、贸易者、投资者、消费者）权益。

　　二、WTO法律的司法审查层级要求与我国承诺的司法复审的关系：WTO各协定对司法审查的规定内容不一，其要求具有层次性和灵活性，反映了各成员法治水平和国内情况的差异，但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责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即体现了这种主流做法，将最终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法院。由于该议定书是为我国量身定做的WTO法律（针对我国的“实施细则”），其中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是WTO法律一般要求的具体化，一般要求由此对我国失去意义，履行议定书承诺成为我国的直接义务。

　　WTO协定是适用于所有成员的，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及工作组报告书则是为我国量身定做的WTO协定，或者说相当于针对我国的“WTO协定实施细则”，而工作组报告书相当于议定书的“起草说明”，其说明了议定书条款的具体形成过程，对议定书条款具有解释作用。就司法审查而言，WTO协定对司法审查的要求只是一般性要求，这些要求如何在各成员实施，则取决于各成员根据其他成员的要求和自身的情况而作出的承诺，也即各成员的具体承诺才是对其实施司法审查有实际意义的要求。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关于司法审查的承诺是WTO司法审查一般要求的具体化，是我国履行司法审查义务的具体依据。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是否符合WTO协定的要求，不是根据WTO协定的一般要求进行衡量的，而取决于我国加入WTO时对司法审查的具体承诺。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应当优先适用，或者说这些承诺才是专门针对我国的WTO协定。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对“司法审查”作出以下承诺：“1.中国应当设立或者指定并维持裁决机构、联系点和程序，以迅速审查1994年GATT第10条第1项、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有关条款所指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普遍适用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的实施（theimplementation）的所有行政行为。这些裁决机构应当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负责行政执法的机构，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没有任何实质利益。

　　2.此种审查程序应当包括由受到被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提起上诉的权利，且其不因上诉而受惩罚。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appeal）的机会。任何上诉机关的任何决定及其理由，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上诉人，并告知其继续上诉的任何权利。“

　　按照我国承诺，对行政行为可以进行行政复审和司法审查。如果最初的复审程序是行政复审，还应当提供司法复审的机会。换言之，这些承诺将司法审查规定为必经程序，愿意穷尽救济程序的个人或者企业，最终都可以走到司法程序中来。显而易见，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是高于WTO协定的一般要求的。这意味着上述WTO有关协定对司法审查方式的灵活规定，对于我国司法审查已无意义，我国需要直接履行的司法审查义务是我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相关承诺。可以说，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反映了当前法治发展中的司法审查主流。

　　按照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对司法审查承诺过程的反映，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是其他成员要求的结果。这反映了其他成员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关注，但这种承诺决不能理解为我国加入WTO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因为它是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完全合拍，必定会实质性地推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直接受益的是我国。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履行对司法审查的承诺。

　　三、WTO法律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履行议定书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具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外部硬约束，加入WTO无疑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为我们推动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这里不涉及完善立法层面的问题（如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等），只就当前的实践问题略加研究。

　　（一）履行司法审查承诺具有很强的外部约束

　　司法审查制度与民主法治建设息息相关，是民主法治状况的晴雨表。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既有赖于民主法治水平的整体提高，其本身又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入WTO对我国全面加强法治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完善和加强与其相适应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其中的基本环节之一。特别是，WTO法律对依法行政、法制统一和透明度等均提出了具体要求，通过司法审查，可以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和增强法律政策的透明度。

　　履行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无疑是履行承诺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法院不能真正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复审权，如司法审查程序不畅通（如案件久拖不决、审查机关不独立、审查结果不公正），更为熟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外国人很可能更愿意通过其本国政府直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寻求救济，而绕过国内司法救济途径。而且，如果法院不能真正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审查权，这本身也可以构成不履行WTO协定（因为议定书本身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其他成员可据此寻求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裁决。实际上，WTO争端解决机构已受理过多件因成员执法不力而产生的争端。这是对我国严格履行司法审查承诺的外部硬约束。因此，完善国内司法审查制度和确保司法审查的客观公正，可以增强外国个人和企业在国内解决纠纷的信心，将纠纷消化在国内，为国家调整经贸政策赢得时间，从而减少引发国际经贸争端的机率。

　　（二）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大大拓宽

　　我国承诺的司法审查范围为“1994年GATT第1条第1项、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有关条款所指的、涉及实施法律、法规以及普遍实施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而且，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还以不同的措辞方式说明了司法审查的具体事项或者范围，如“这些行为包括有关进出口许可证、非关税措施和关税配额管理、合格评定程序和其他措施”：“包括实施国民待遇、合格评定、服务的管理、控制、供应和促销，包括发放或者提供服务的或者其他事项的许可”。这些规定将使我国司法审查范围大大拓宽。我国按照WTO法律制定或者修订的法律法规已陆续对相关的司法审查作出了规定，如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取消了行政终局决定，规定了行政诉讼救济；新制定的反倾销、反补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及其他有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行政法规，均对相应的司法审查作出了规定。可以预言，随着我国承诺的落实和相应法律法规的实施，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当然，由于WTO法律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个人或者企业只能依据国内法律、法规规定而不能直接援用WTO法律的规定在我国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按照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受理与WTO司法审查相关的案件，而不能简单地直接按照我国承诺扩展案件的受理范围。

　　（三）如何确定司法审查标准

　　涉及WTO的司法审查都是对贸易行为（包括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一般而言，国家（包括地区）的法院对贸易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没有太多的局限性，区域组织的法院（如欧洲法院）往往具有较强的司法自限。原因是，国内法院对案件或者争端具有固有的和当然的司法权，而区域法院的司法权来自条约或者法律的明示或者默示规定，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也具有很强的自我限制自觉性。例如，美国等国家的法院对反倾销和反补贴具有广泛的司法审查权，而欧洲法院只限于审查程序和法律，而不审查事实。我国履行司法审查承诺时，也必然涉及到司法审查的程度。例如，有关部门在起草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时，曾对司法审查的程度（仅限于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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