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决定都应具有法律效力。”

　　两种不同“法治”观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中国，法的平等性逐步削弱，等级秩序愈来愈严密完善，到了唐代“八议”、“上请”、“赎罪”、“官当”等制度的入律，标志着封建等级秩序的定型。而在罗马，自《十二铜表法》以后，每颁布一成文法典，则法的民主性和平等性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6]（P.249）

　　纵观中外法制发展的历史，两部法典所代表的风格迥异的法学体系，以及所蕴含的不同的法律意识，对中华法系及罗马法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中华法系的代表之作《唐律疏议》中，依然继承了《法经》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体系，并且把《法经》中“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刑刑轻罪”的精神作为立法原则。而西方法律文化也在《十二铜表法》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以私法为核心，具有诉讼程序发达、崇尚“公平”“正义”原则、注意维护个人平等自由权等特点的法律体系。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的分歧，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中就已经开始。《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从相同的起跑线上出发，却划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轨迹，也划清了中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中间那道清晰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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