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的经验对象。

　　理想类型方法是韦伯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献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但很少有人追溯理想类型这一概念的来源，更没有人发现它与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其实，理想类型研究方法与法学之间的关联是有一定的历史线索可寻的。在韦伯1904年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之前，[25]它已经存在于当时德国的法学和“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即政治学）文献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法学家耶利内克的《国家学一般原理》。[26]在这部著作中，他区分了规范性的类型学方法和科学性的类型学方法。他所界定的规范性类型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具有及其相似的含义。耶利内克认为，科学性的类型或经验类型是对经验现象的某些显著特征的归纳，[27]这些类型处于历史性的事件之流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28]而规范类型本身则与经验事实无关，它只是人们借以认识和解释经验事实的一种工具，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视角。

　　与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一样，社会科学中理想类型研究方法的应用也要经过“分离”、“抽象”和“适用”等几个步骤。首先，社会科学家需要根据自己所欲研究的问题收集一些经验素材，从中分离一些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因素。随后，他/她必须根据一定的理论逻辑把这些规律性因素建构为一些基本的理想类型。最后，他/她可以借助这些这些理想类型去分析相关的具体事件，也可以利用一套理想类型去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进程。至此，我们发现，现代经济学中的“模型”建构方法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的最佳体现。经济学模型不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一种以假定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经济学家借助假定把与自己的研究旨趣无关的经验素材排除出去，同时通过理性分析建立起相关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种与经验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的理论建构恰恰能够把握住现实经济生活中若干规律，从而有助于对其作出解释和预测。

　　意义阐释与因果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试图达到两个基本的目的，首先是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性的理解，继而要根据这种理解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进行因果性的说明。这两项基本任务实际上已经涵盖了“人文”和“科学”的基本目标。“解释”（interpret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是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旨在揭示人类主观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因果性的说明”（causal explanation）则是近代“科学”的认知方式，旨在发现客观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客观规律”。韦伯一方面继承了自康德和狄尔泰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把人当作有着丰富的内在意义的理性存在，而不是机械的运动物体，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发掘个人丰富的内在价值，而试图对历史和社会结构进行科学的分析。他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没有超越的。他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是这样的：

　　首先，韦伯把个人的社会行动作为自己的基本研究单元，而社会行动与条件反射式的本能行为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意义”，这种“意义”是一个具有多重维度的复杂体，它包含：（a）。行动者采取这种行动的目的；（b）。这种行动对其它人的意义；（c）。这种行动可能是反复出现的，或者是与许多其他行动者的某种行动相类似的，那么它还有一种一般性的或平均性的意义；（d）。这种行动可能基于某种道德律令、宗教信仰或其他规范，那么它便具有某种“在一个规范体系中的意义”；等等。[29]这些意义可以通过理性的推理和移情式的体验为他人所认知。这种有意识的认知或不经意的判断构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分散知识。社会科学家则可以借助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对这些关于行动意义的知识进行再度解释，使之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其次，韦伯认识到，虽然个人的社会行动具有丰富的主观意义，但从统计意义上讲，许多行为都可以归入到一些固定的类型或范畴之中。这是因为：（1）。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他的行为选择必然受到他人选择的制约，而他的主观意义也必须与他人的发生关联和互动；（2）。由于社会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也就是说，社会拥有自己的历史，很长时间以来无数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必然导致一些常规性的行动模式，其中蕴涵着复杂但又有规律可寻的意义结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或社会知识结构。通过采用理想类型类型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对这些行为模式及其意义结构进行一般性的抽象研究。

　　最后，韦伯认为，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体现精神价值的意义世界，所以，在说明社会行动或社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客观性”并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desirable）目标，因此也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对社会现实的因果性说明只需要做到“主观充分性”（subjectively adequate）即可。韦伯写到：

　　在如下情况中，我们就可以说对某一套内在关联的行为过程的解释是“主观充分的”（或者可以说是“在意义层面上充分的”）：从我们的习惯性思维和感觉模式来判断，这种解释使这一过程中各个组成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类型化”的意义复合体。人们习惯的的说法是“正确”而不是“类型化”。[30]

　　换句话说，社会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使社会事件及其关系结构变得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并使得这种理解能够获得交流、赢得共识。由于社会事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外在表现，体现着一定的主观意义取向，所以，如果机械地探询社会事件之间的客观因果关系，反而会误解或者根本无法理解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事件。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把几张色彩斑驳的纸片交给另一个人，并从后者那里拿走了一张更加花里胡哨的纸片。如果不明了这个事件所发生的场景以及这一场景中各个行动者的主观意图，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一事件的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事件的解释者，我们必须走入这一事件的场景之中（通过历史的想象性回复 如果这是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件，或者是借助参与式的观察 如果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去揭示行动者的主观意图，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储备把这些带有主观意图的行动编织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发现上述事件发生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上述两个人并不是孤立的两个行动者，而属于一个激动的人群。前者手中的纸片是北京大学所属的这个国家的货币，后者交给他的则是“北京大学百年纪念邮票”。用货币来换取有价值的物品是这个社会的普遍规则，而这种邮票的价值在于他它的象征和纪念意义。根据每个解释者知识储备的不同，他们对这一看似简单的事件还可以发掘出各种不同的深层含义。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韦伯并不关心孤立的事件，而是试图找出社会中的“常规”（regularities），因此他的研究必须借助一套“从经验中得来的已经确立的一般性概念和原则”，以判断“某一类事件反复发生的可能性。”[31]他充分认识到社会行动中蕴涵的主观意义，但同时也认识到这种主观意义也可以得到概括性的解释。他首先借助其理想类型的方法把已知的社会行动和社会事件中包含的常规性因素概括成一些具有理论分析功能的一般性概念和命题，然后通过“解释性的理解”把需要进行理论分析的行动和事件纳入到这些概念和命题的之中，并且通过经验判断和逻辑分析找出这些“理想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

　　韦伯的这种研究方法也可以从他的法学背景中找到根源。我们知道，刑法和侵权法中有一个关键的课题，就是要找出侵害行为与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判断侵害结果是否包含在侵害人的主观意图之中（即：侵害人是否有过失），从而确定侵害人的责任。为解决这一课题，法学家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技术。其中冯。克里斯（von Kries）的“客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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