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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毫无疑问，20世纪的权利分析工程得益于一般分析哲学的氛围，而且专注于苛严而精密的分析中令人迷惑的关节点，尽管在权利哲学里，更直接的灵感还是出自边沁的著作和受他感召的功利主义的实在法理论家。[30]
1、 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
权利概念分析方面的大多数开拓性工作是关于法定权利的。迈向对权利概念的精密理解的第一步，是注意在使用象“P 对X享有一项权利”这类句式时的模糊性。威斯利。N.霍菲尔德于1919年对这种模糊性的考量尤为著名。[31]
霍菲尔德为权利概念的混乱而痛心疾首。正确的简单，只能源于更彻底和敏锐的分析。本此信念，他区别了四套权利义务关系。他认为，人们往往把法律关系都化约为权利（rights）和义务（duties）关系，这种简单的化约阻碍了人们对法律难题的清楚理解和真正解决。分析法律概念的最好方法，是诉诸“相反者”（opposites）和“相应者（correlatives）”的关系图表，然后举例说明它们各自在具体案件中的范围和应用。
霍菲尔德认为，“权利”一词包含四个方面的意思，即“要求”（right or claim）、“自由”（liberty or privilege）、“权力”（power）和“豁免”（immunity）。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在这样四种情形下享有权利的：①有权提出对某种利益或行为的要求或主张，如退休老人有权要求领取养老金；缔约一方有权要求对方履行诺言。②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如空暇时随意打发时间；如果愿意，可以蓄胡须。③有权迫使对方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如警察要求证人回答提问。④有权不受某种对待，如某类宗教人士可以不服兵役。
权利是与义务相对应的，若无相应的义务，便谈不上享有权利。霍菲尔德还找出了同以上四类享有权利的情形相对应的承担义务的四种情形。①与“要求”相对应的义务是“职责”（duty）。如发放养老金的机构担负回应“要求”养老金的职责；司法机构担负受理“要求”的职责。如果无人担负这类职责，提出“要求”的权利就不存在。②与“自由”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无权利（no-rights）。如一个人享有蓄胡须的自由权利，其他人就无权干涉他蓄胡须。③与”权力“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责分“（liability）。如证人作为公民有”责分“回答警察的提问。如果否认这种”责分“的存在，就否认了”权力“的权利。④与”豁免“的权利相对应的义务是”无权能“（disability），如国家军事机构无权迫使某类宗教人士服兵役；司法机关无权追究议员在议会里的发言。霍氏归纳的以上四类关系可表示如下：
权利 义务
要求——职责
自由——无权
权力——责分
豁免——无权
霍菲尔德在描述享有权利的四种情形即要求、权力、自由及豁免时，还描述了与这四种情形“相反”的四种情形。与“要求”权利相反的是“无权利”（no-rights），如退休老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有关机构发放老年抚恤金，但如果一个人不是退休老人，他就不具备这样的权利资格，算作“无权利”。与“权力”、“权利”相反的是“无权能”（disability），如你不是警察，就没有权利迫使证人回答提问。与“自由”权利相反的是“职责”（duty）。如一个公民可能有蓄胡须的自由，但一个士兵就不享有这样的自由权利，因为按照军规，他作为士兵负有每天刮脸的义务，这是“职责”的要求。与“豁免”权利相反的是“责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负有的某种责任或义务是不可推脱的，你就不享有免除它们的权利。如议员在议会内发言可以不承担不得诽谤的责分，这是作为公民的“责分”。这类关系可表示如下：
正 反
要求权——无权利
权力权——无权能
自由权——职责
豁免权——责分
霍氏权利分析的意义，不仅限于学术的旨趣。倘若根据他的分析来讨论现实的立法和法律关系，恐怕会给立法技术和社会分析带来巨大的冲击。对司法审判和律师思维，也会有重大影响。最近几十年来，人们似乎才开始严肃思考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对霍菲尔德的理论也有了进一步的解读和评论。在《权利理论》一书里，沃德伦是这样解读霍菲尔德的四对概念的：
（1）它可以表示“P（对特定的人Q或者对所有的人）不承担不去做X的义务。”这种关系有时被说成是一种赤裸裸的自由（bare liberty），尽管霍菲尔德使用了“特权”（privilege）这个词。“特权”这个词大概指一种通常用来表示P的特殊地位的观念，这种特殊地位与排除一般适用的义务相关，例如“一名警察享有在宵禁后外出的权利”。[32]也有人认为，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每一个人对每一事物享有权利”）就是霍菲尔德所说的特权。沃德伦认为，霍布斯触及到的是一个有些不同但更强烈的观念，这就是，P做X是完全理性的，而且，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招致批评。[33]
（2）P做X的权利，可以表示Q（或每个人）负有让P做X的义务。此种义务的存在给P某种对Q的要求，这第二类关系常常被说成是要求权。当然，“让P做X”不是一个严格的句式，要求权可能会涉及到从不妨碍P的行为的纯粹的消极义务到去为使P做X成为可能之行为的积极要求的一切事情。因此，要求权的类别包括对积极帮助的权利和对消极自由的权利。此外，法律哲学家们还思考过区分对人的要求权和对物的要求权的必要性。一项对人权是与一项尤其对签约人来讲必须履行的义务相关的，这类相关性的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出自契约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对物的要求权则是与在原则上对每个人来讲都必须履行的义务相关。我对这台打字机所享有的某些财产权即属此类：每个人都承担非经我许可不得使用这台打字机的义务。这个例子给我们进一步的提示：某些对物权可以出自特定的偶然性交互行为（如我购买打字机的行为），而另一些对物权，如其所虚拟的那样，则被看作是起始性的（如对未经正当程序不受监禁的要求权）。[34]
（3）霍菲尔德所区别的“权利”的第三种意思涉及到个人改变既定法律安排的能力或权力。我享有把这台打字机出售或按我的意志留给某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更多地涉及行为的效果而非我当下所作出的行为（如把打字机给你）。通过出售打字机，我给法律关系带来了变化：别人现在获得了所有权所涉及的一切权利（特权、要求权和权力），而我现在则获得了义务，而且是与这些权利相关的义务。那些权力本身不是与义务相关，而是与责分（liabilities）相关：如果我享有一项法定权力（legal power），某人（或一切人）就有责任使他的法律地位按我的意志来改变。不过，沃德伦指出，我们也要注意，权力可以独立于其他种类的权利存在，例如在某些情形下，托管财产管理人负有不得把托管财产转让给他人的义务，这样，也没有特权或要求权去转让财产，但是，如果购买人未经通知而行动并且是诚实信用的，他就有权力去使这样的转让生效。
（4）有时我们用“权利”一词不仅来描述权力而且来描述与权力的缺乏相关的东西－一种对法律改变的豁免。如果P享有一项与X相关的豁免，那么，Q（或许每个人）就缺乏改变其与X相关的法律地位的权力。宪法上所保障的特权和要求权通常也涉及到豁免：不仅是我没有义务不去做X或者不仅他人有义务让我做X，而且，没有任何人－即便是立法机关－有权力改变这种状况。与它们相关的义务和权利免于法律改变。
这些概念区分，不仅在法定权利的分析里得到发展，而且在道德领域里也有明显的可适用性。尤其是，在道德上的特权和道德上的要求权之间的区分，对于发展人权理论和将它们与道德的其他方面相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沃德伦认为，在权利分析里，还有霍菲尔德留下的一些未解决的颇成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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