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的道德权利，但法定权利并不像某些现代法律理论甚至道德理论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自证其身，它必须得到道德原理的支持。尤其明显的是，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常常要求助于道德原理或道德权利概念。[17]

　　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区别还体现在效力上。“甲对乙享有一项法定权利”，这意味着乙对甲负有一项可以依靠法庭来履行的义务，甲对乙享有一项由实在法所确认的要求权。所以，某人享有法定权利就是享有对特定的法律个人（legal person）提出要求并由法律保障实施的权利。“甲对乙享有一项道德权利”，虽然也意味着乙对甲负有某种义务，但这种义务不是必然具有法律效力的义务。如，在道德上甲有权要求乙讲真话，乙对甲负有讲真话的义务，但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如订立契约）之外，甲无权借助国家强制力迫使乙讲真话。

　　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划分与法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是相适应的。深入研究两者的关系，对于理解法律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和法官的角色和任务、以及人权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与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的关系同理。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人之作为人”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一个法律判断，因此，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并不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即便法律剥夺公民权利，也不可能剥夺人权。因为每个人之享有人权是凭据人之作为人的道德资格，而不是凭据公民资格。没有公民资格的人（如无国籍的人）不享有公民权利但享有人权。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权利是依赖主权国家的法律而存在的。当然，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政治里，绝大多数人在身份上都是归属于某一国家的公民，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因此，人权在一个国家里得到尊重和实施应主要通过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公民权利按根据的不同，又可分为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法律权利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设定的权利，可由立法机关根据一般法律程序创设、制和废止。宪法权利乃是由制宪会议制定的宪法所创设的权利，是限制和制约国家立法机关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侵犯此种权利。宪法权利是公民提起违宪审查的根据，是有限政府的保障，体现了公民和国家的对峙。

　　应有权利、法有权利和实有权利，是按照权利的存在形态所作的划分。[18]这一划分的意义在于揭示理想的、道德的权利对于实在法权利的指导和限定作用，尤其是揭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权利的实际享有构成了权利的一种独立存在形态。

　　基本权利与派生权利、宪法性权利与非宪法性权利，是按照权利的种属关系和效力层次所作的划分。这一划分，对于规设权利体系，规制立法机关的权限，以及在处理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不同权利发生冲突时决定哪一种权利应占居优势，都有着重要意义。

　　个人权利与群体权利、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或社会权利是按照权利主体所作的划分，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则是按照权利的具体内容所作的划分，这些划分的意义主要在于立法和教育。

　　随着当代人权概念的扩展，尤其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概念的兴起，关于行动权利与接受权利（active rights and passive rights ，rights of recipience）、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positive rights and negative rights）、有义务相对人的权利与无义务相对人的权利、有选择的权利与无选择的权利[19]的区分，越来越引人注目，并为相关学说的建立和改造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例如，拉斐尔教授把权利分为行动的权利和接受的权利。在他看来，行动权是做某事或以某种方式做事的权利。接受权是接受某物或被以某种方式对待的权利。[20] 一般说来，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社会和经济权利，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是三种非常类似的权利分类。它们直接指向个人与群体、公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关于这类权利义务关系的讨论，是当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核心内容之一。

　　根据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纷繁复杂的关系，还可以作更多的分类。分类的价值，不在于叙述事实，而在于分类所支持的理论预设。权利的定义和分类都只是相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只具有语词上的意义。究竟如何解释权利和义务，权利从何而来，如何能够享有权利，有哪些权利，哪些义务，权利与权利、义务与义务发生冲突后如何解决，不同的权利理论有着不尽相同的回答。

　　4、 权利根据

　　如果说，权利概念、权利要素、权利类别是关于权利“是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么，权利根据就是关于权利“凭什么”。一个人凭借什么来做出某行为或要求某物品，这些行为或要求为什么就是人的或公民的权利？-这是“权利根据”要回答的问题。

　　在迄今为止的各派权利理论里，自然权利理论 （theory of natural rights）是源远流长的经典学说。该理论认为，每个人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都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与生俱来、不可转让、不可剥夺。在汉语里，“natural rights”又被译为“天赋权利”、“天赋人权”、“天然权利”或“天权”。[21]望文生义，便知道这样的权利是不以现实社会里的法律为根据的，它的根据，就是所谓自然法（natural law）。用中国话讲，自然法就是天然的法则或天法。按照古希腊罗马哲学里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与实在法构成二元对应的关系，它来自人的本性，普遍适用，永恒不变。起初，自然法被作为主张自然义务的根据，后来，则更多地被作为主张自然权利的根据。尤其是经过启蒙思想家们的努力，自然权利具备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形式。[22]按照自然权利理论，自然权利出自人的本性，是本性的权利。它超越实在法而存在，是不可剥夺的、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理论不仅为近代欧美政治革命和法制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而且为人权观念和制度置下了雄厚的根基。

　　这样一种理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它涉及到对“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性”这些简单问题的复杂回答。尤其是，它难以回答所谓本性权利究竟是价值意义上的，还是事实意义上的；每个人又如何能够凭借自己的“本性”而通过现实的法律来对社会、对国家、对他人提出要求、主张利益。况且，人的本性又是难以定义的，不同的人对本性有着不同的看法，可以从本性里生发出来的需求又五花八门，如此，便势必导致自然权利的内容过于随意、宽泛。或许更重要的是，通常人们都相信，在实在法的场合下谈论权利是最适宜的，而且，即便有什么超越于法定权利的权利，也必须寄身于实在法，并通过国家法律来享有和实现，正如边沁所说：“在我看来，权利乃法律之子，……自然权利乃是无父之子。”[23]

　　对自然权利理论的非难当然不是简单地主张法定权利，它主要是否定自然法学的认识方法，对正当理性、永恒本性提出怀疑，早期以英国哲学家休谟和摩尔为代表，后来则主要来自伦理怀疑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面对挑战，自然法学一方面不断地修正自我，一方面予以回击。[2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以法制、秩序的名义犯下的残暴罪行，也使人们警醒，进一步意识到：每个人必须享有一些与身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不论现实政治如何需要、国家法律如何规定，都是不可剥夺的。

　　从理论上讲，人们之所以要主张这样一种诉诸于天、诉诸于本性的模糊的权利，乃是因为现存的政治强力和秩序不能自己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换言之，不能“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论个人如何应该服从和增进国家利益，不论个人如何依赖社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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