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废除以人身为抵押的债务关系。这本身属于民事法律范畴，但是，其目的是防止大量自由民因债务而沦为奴隶，最终危及城邦国家的民主根基。因此，这就成了梭伦宪制的首要内容。

　　西塞罗指出：“根据希腊人的观念，法律的名称意味着平等的分配。”[17]什么是平等的分配？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阐述正义的观念时指出，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 ）是社会共同体成员间分配名誉、金钱和其他财产时的正义。[18]分配正义包含一种几何比例，如1∶2＝2∶4.城邦分配给每一个人的东西多少与其对城邦的贡献大小成正比。因此，平等不是“绝对平均”。这种正义观可以表述为：让每个人各得其所（to give every manhis due ）。 这就是古希腊人的法律观。这种观念里的“due”（应给予的，适当的）一词， 极为重要。柏拉图在《共和国》里讨论“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时，首先涉及到的是，什么是应给予的，或适当的？[19]这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观根源于柏拉图的正义论，尽管后者没有明确提出分配正义的问题。柏拉图似乎不相信能够实现财产或政治权力的分配正义，因此提出，每个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由其天性（金、银、铜）来决定（这也是各所其得），并主张财产的公有制，甚至连妻子也是公有，从而根除了一切“我的”观念。这是地地道道的乌托邦主义。柏拉图晚年认识到，企图以这种公有制来避免分配不公，是不现实的，他在《法律》篇设想的是极其有限的私有制。

　　可见，古希腊人的法律观念与分配问题有内在的联系。不管他们的分配观有多么的不同，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让每个人各得其所。这种正义观就是希腊法的精神。

　　（二）古罗马法的精神

　　与古希腊法相比，古罗马法的实证材料较多。根据《尤士丁尼学说汇纂》记载，罗马城邦建立之初，市民们不是依据确定的法律调整其相互关系，而是受制于君王的直接统辖。后来，随着城邦的扩大，著名的罗慕勒斯王将市民们划分为30个部分（即库里亚，Curiae），库里亚的原意是指君王代表这些部分的意见照顾（cura）？共同的利益，管理城邦事务。最初的罗马法就是罗慕勒斯王根据库里亚的意见颁布的库里亚法（curiate statutes）。以后的君王继续颁布这种法律。所有这些法律都以文字形式保存在赛斯特？帕皮里（Sextus Papirius ）的书里。这就是《帕皮里市民法》（Papirius Civil Law）。[20]为什么罗马法一开始就被称为“市民法”？

　　西塞罗在比较希腊法与罗马法的观念时，指出：“拉丁文lex （法律），这一名称表达的是选择（selection）的观念，即，a legendo……根据罗马人的观念，这意味着平等的选择。”[21]选择不同于分配。分配是指分配者（主动）与被分配者（被动）的关系。在古希腊，城邦充当了分配者的角色，公民是被分配者。调整这种分配关系的就是城邦法（constitution）。古希腊人鲜有公、私法之分的观念。以梭伦确定的城邦法为例。在后人看来属于（市）民法范畴的债法也因与城邦的民主制度休戚相关，而被纳入constitution（宪制）的框架内。选择是指选择者（主动）对一定物，或某个问题的选择。平等的选择，首先意味着选择者的平等。在这种平等关系中的citizen被称为“市民”。他们同意，并由君王颁布的法被称为“市民法”。这说明，罗马法首先是调整平等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制度。根据《尤士丁尼法学概论》的结构，罗马的市民法主要由人法、物法（包括债法部分）和诉讼法所组成。这种制度结构与罗马人的法律观念息息相关。

　　与古希腊人不同，古罗马人所说的法有jus 和lex之分。 乌尔比安在论述正义与法的关系时，说：“当一个人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法（jus）的时候，他应该首先知道jus这个术语的来龙去脉。所谓jus来自正义（justitia）；事实上，根据杰尔苏的绝妙定义，jus是善与公正之艺术。”[22]正义是法的精神所在。在这一点上，古罗马人吸取了古希腊人的法哲学。《尤士丁尼法学概论》没有明确区分jus和lex，而是直接了当地指出：“正义是让每个人各得其所，这样一种始终不变的意图……法律的戒规是：诚实地生活，不加害于他人，让每个人各得其所。”[23]显然，正义作为一种“意图”（purpose）， 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最高宗旨。值得注意的是，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的正义观一脉相承，都是指“让每个人各得其所”。但是，在古罗马，“各得其所”的主要意义并非指国家如何平等地分配，而是指平等的市民之间如何进行公正的交易。根据上述法律戒规，罗马人首先须诚实地生活，这是对主体自身的要求；然后对他人不得加害，或者说，不得损害他人利益，这是对主体之间交往关系的基本要求；最后，每个人应该各得其所，这是处理主体之间利益分配，或交易所得的最高准则。这些法律戒规迄今依然是世界各国民事法律制度的最基本原则。我们现在常说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原则，与古罗马人的法律戒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古罗马人的正义观及其法律戒规与契约制度唇齿相依。在罗马法中，契约是债的一种形式。以要物契约（Real contract）为例。 《尤士丁尼法学概论》解释道：“要物契约，或以交付为履约的契约，以消费借贷为例。这就是说，该种类物的借贷以重量、数额、或尺寸为衡量的，比如，酒、谷物、硬币、铜币、银、金：以该种类物为形式转让自己财产，条件是受让人在将来归还的，不是原物，而是同种类和同数量的物。这种契约称为消费借贷（mutuum），因为我的（meun）成了你的（tuum）。”[24]由此产生的诉讼称为condiction（具有动产性质的诉讼）。如果某人不应拥有因其他人误给而获得的物，就须受到要物契约的约束。后者作为原告，可以提起要求返还之诉。所遵循的诉讼类比公式是：“如果证明他应该表达”，好比被告已从他处得到某项借贷。由此可见，每个人应该各得其所。根据要物契约，出借人与借用人都各得其所，不该得到的应返还给他人。

　　又例如，买卖契约（the contract of purchase and sale）。 这是罗马法制度中最典型的合意之债（obligation by consent）。 保罗在《论告示》第33编中说：“买卖（empito）起源于交换。因为过去没有货币（nummus），因此，也就没有商品（merx）和价格（pretium ）的区分。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不同时期、以及对不同物品的需要，用多余的物品换取紧缺的物品。”[25]这种最初的实物互易，其本意，就是个人的需求选择，根据塔西陀《编年史》记载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考证，罗马城于公元前753年建立在意大利中部台伯河畔。[26] 城址原是拉丁人与伊特刺斯坎人进行贸易的地方。公平交易需要一定的规则（rule）。法律（lex）就是规则。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如西塞罗所说， 拉丁文lex（法律）这一名称表达的是选择的观念。 在实物互易中逐渐被认可的抽象物-货币，本身就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和规则的体现。在这一选择和规则演变过程中产生的罗马法，本质上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交换关系的法律。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罗马法归根结底是一种私法的历史原因之一（其中又包括了地理、民族、经济、政治、军事和法律诸复杂因素。细究下去，本文恐难逮及）。

　　对罗马法所谓买卖契约的论述，远远不止于此。按照《尤士丁尼法学概论》所说：价格（price）是买卖契约的要件之一。“没有价格，就没有买卖”。[27]价格既可以说是买卖标的物内在包含劳动价值的货币表现，又可以说是买卖双方对该标的物交换价值的合意。从法律规则的视角看，价格主要是后者的含义。“合意”是民法中契约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由此引出了契约要件等一系列复杂的民法问题，乃至诚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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