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便在判决过程的分析中引入了错误观念。他认为法官的思维是规范性的，不同于科学实验，规则是导致裁量最少的因素，规则和裁量问题只是划出一条界限，这一问题具有规范性和概念性，突现法律秩序的局限，“正是由于规则的限制，许多争端不能起诉，许多争诉中的事情仅仅涉及有关事实的问题”，但他承认有在应用现存规则时会涉及到选择和平衡，这时“创造性判例的机会便来了”。迪金森放弃了法律的绝对确定性，承认了有一个裁量领域。因此，他由于没有论证司法证明的客观性，不可能解决争论。[11]

　　凯尔森作为实证法学家，从法律概念的实证分析角度，进一步阐明法律概念的实在性。他忧虑社会学（其实，严格地说是法律现实主义）正在侵入法学的领地，某些法学家把人们实际如何行为以及在未来可能如何行为取代法律实际是什么，结果实在法被庸俗化了，不是尊重它的存在，而是屈从不确定的实际行为。[12]他注意到所谓规范性法律和司法活动的间隔是现实主义利用的空间，因此，提出了一个大规范概念，否定了间隔的可能性。他在坚持承认在宪法的基础上制定的一般规范的同时，认为司法决定也是一级规范，是下级规范，法官（包括行政官员）也是立法者。这样，在其他学者那里争论的规则和裁量的分界问题，从表面上看就被他淡化了，一般规范是规则，裁量的决定也是规则。不过在处理这两级规范的关系时，他还是无法回避问题，最终采取了肯定一般规范具有实在性的立场，他说，“个别规范由法律适用机关尤其由法院创造，必须总由一个或多个既存的一般规范来决定。这种决定……可以有不同的程度。法院通常要由决定它们的程序与判决内容的一般规范的约束。”[13]针对现实主义法学将人们实际上如何行为取代法律的做法，他特别对规则（规范）作了概念分析，指出法律的实效与效力的不同，实效是人们实际行为的一种特性，不能误作为法律的特性，效力才是法律的特性。实效只是效力的一个条件，仅此而已。[14]关于法律的实在性，或者说关于规则效力的实在性，他进一步作如下论证：一国的法律秩序中，预定了宪法这一基础规范，它构成了国内法律秩序的最终推定和假设性基础，并委托了最高的造法权威。基础规范作为假设的实在法条件，它本身不是实在法。实在法是由凭借基础规范的造法行为（基础行为）得来。这里的基础规范是预定的，意味着超越纯实证主义的境界，它要涉及最低限度的自然法，但这种内容是全部经验知识之上出的先验条件，而不是超出全部经验和知识之外的先验形而上学，因此本质上仍是客观的产物而不是纯主观的思辩，因此不是一般所谓的自然法。由于实在法需要其效力所必需的实效性程度，它的内容就不过是一种社会均衡的表示或者说是和平的秩序。[15]国内法的基础规范，在没有国际法时，其作为效力理由只是法学思想的假设，在有国际法时，其作为效力理由则由国际法的实效性原则决定。在国际法，都是根据实效性原则决定和划定国与国的界限的。国际法的基础规范则是一个容许习惯作为创造法律事实的规范。[16]凯尔森对基础规范作了哲学说明，他指出，他的上述实证法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科学-批判的哲学，由于经验科学的进展，人们发现了抛弃经验之外的先验领域的勇气，又意识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懂得精神自律，从而拒绝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而转向科学观的认识论，代替形而上学的思辩，这种认识论有一种发生认识过程所处的客观条件的决定。这种认识论仍是认识论或二元论，在于人们在经验材料上要根据理性内在法则创造他的对象，这种认识论是科学的，在于它力求超越经验科学范围时却又到此为此。可见，基础规范是假设的，但不是先验的，而是科学认识的结论。[17]总的说来，凯尔森是在回避间隔问题的情形下来阐释法律的实在性的，因此缺乏力度。他的旨在说明实在规范的效力理由的基础规范预定学说，尤其薄弱。而在哲学方面，他根本没有解释理性问题，主要是为了批评自然法，对现实主义法学的哲学基础没有攻击力。

　　哈特也是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他在批评继承奥斯丁和凯尔森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维护规则性法律的实在性。其一，他批评凯尔森的法律概念，主张法律多样性，重新承认法律和司法活动的间隔。他认为规则确实伴有“空缺结构”的阴影，无论判例还是制定法都具有传递的不确定性，这是语言的一般特征，有时这种空缺是立法故意的，但是语言是有限度的，立法语言尽管是空缺的结构，毕竟提供了限度，而且有很多技术可以弥补或调节空缺，因此规则怀疑论是错误的，裁量的一定自由总在限度之内。大多数裁决是有意识把规则作为指导标准而得出，即使有的裁决靠直觉得出，也是有法官作为前提而有意遵守的规则所证成，并且这些规则与手中案件的相关性是被普遍承认的。[18]其二，他通过概念分析，揭示了“规则的内在方面的特征”，一个规则要存在，至少有某些人（如法官）必须将有关行为看作该群体作为整体应遵循的一般标准，这是法律的重要特征。由此他批评了现实主义的预测论-观察外部行为判断法律是什么。[19]进一步，关于法律的效力基础，他认为有一种承认规则，它的简单形式体现在官员或私人引证法律的一般实践中，在现代法律制度中，这个最终规则相应比较复杂，不同的法律渊源要求不同的确认标准，总之，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问题，只是作为法院、官员和私人依据一定标准确认法律这种复杂而通常又协调的实践而存在，必须从内在的观点把它看作是正确的司法判决之公共的、普遍的标准，而不是每个法官只从自己的角度单纯地服从。在政治社会，承认规则有可能仅限于官方。[20]其三，哈特在坚持要把法律和道德区分开来，但他不象旧实证主义者那样截然不考虑道德联系，承认道德对法律在立法、司法解释方面有影响，并可能导致对法律批评或抗拒；他也不象旧实证主义者那样截然不探求法律的目的，他认为“法律可以有任何内容”的实证主义命题是不对的，认为从人的独特性出发，是可以抽取“有关人类的自然环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实为基础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可以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的，因此，法律和道德是应有特定内容或社会需要为最低限度的内容的。这样他在法律稳定性方面提出了看法，就法律规范的实在性间接提供了理由说明。[21]哈特为法律实在性的辩护是比较有力的，但他没有具体考察法官活动的细节以证成客观性，也没有就理性问题做哲学观察。另外，他的承认规则也显得牵强。[22]

　　当代法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德沃金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为法律客观性进行辩护。他反对实证主义者那种认识法律客观性的方法，他认为法律规定和法律惯例是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不是法律本身，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法官们应以阐释其他法官判断什么是法律的实践，确定什么是法律。”[23]很明显，他将阐释提到了法律的本体的位置，是与受到现代解释学的启发有关的。但他的最终的观点吸收了哈贝马斯对现代解释学的批判思想。现代解释学的哲学倾向是存在主义，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加达默尔。加达默尔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观点，针对认识论基础上的传统的解释学关于解释者可以克服偏见的主张，[24]提出不可能存在一种自在的视域，对意义的每一种理解都是从人的历史情境中的前理论的给定性出发的有限的理解，理解在本质上是把过去的意义置于当前情境的一种调解。公开承认偏见在所有理解活动中具有的创造性力量。他认为理解活动不是由技术和方法设定的（传统解释学把解释设定为一种自觉反思的产物），而是就其本性而言是谈话式的并且是超主观的事件。“谈话式的”，指理解的每一步特定行动都是传统生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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