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al Science’： Political Economy， Natural Science and Statistics， 1830-1835，” 26 Historical Journal （1983）。

　　[2]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Max Rheinstein， translated by Shils and Rheinstei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67， p.13.

　　[3] 参见：Lawrence Goldman， “The Origins of British ‘Social Science’： Political Economy， Natural Science and Statics， 1830-1835”， 26 Historical Journal （1983）。

　　[4] 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09. 伯尔曼教授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把近代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与11世纪后半期的希尔德布兰德改革（Hildebrand Reform，或称格列高利高利改革）联系起来，因为这场他所称的“革命”以及接下来的持续性事件最终导致了俗界与教界、法律与社会控制的其他过程以及其它类型的智识形态的分离。这种观点与凯利教授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差异，差异的根本点倒不在于几十年的时间差别，而在于对促成这一转型的主要动力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凯利教授那里，这种转型不是由任何一个或一系列事件促成的，而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以及无数人的智识努力促成的。参见：《法律与革命》，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章：“西方法律传统在教皇革命中的起源”。

　　[5] 参见：Helmut Coing （ed.）， Handbuch der Quellen und Literatur der neueren europaisch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vol. I， 39-128.

　　[6] 参见：Gaines Post， Studies in Medieval Leg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7] 参见：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3.“市民科学”的发展过程一般被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注释法学”阶段，从Irnerius （ca. 1100-30）直到权威的Accursius《通用词汇》出现（1265），这一阶段的法学家对分散的罗马法语汇和条文作了系统的整理和注释工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评论法学阶段，或称后期注释法学阶段，从13世纪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期，甚至直到19世纪时仍然在德国的“潘德克顿”（pandectist）传统中得到保持活跃；第三个阶段是人文主义法学阶段，从17世纪开始，至今仍在某些“法律古典学者”（juristic classicists， 这是舒尔茨教授发明的称号，参见：Fritz Schulz， History of Roman Legal 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79）那里得到保存。

　　[8] 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7.

　　[9] 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昂格尔教授指出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多元利益集团”的出现。“没有一个集团在社会生活中永恒地占据支配地位，也没有一个集团被认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统治权利。”法律正是在君主、贵族和第三等级的斗争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用昂格尔教授的话来说：“就有关各方而言，法治，就象生命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只是在恶劣环境中作出最佳选择的尝试。”参见：《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59-68页。

　　[10] 参见：William J. Bouwsma， “Lawyers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3， vol.78， p.309.

　　[11] 参见：《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伯尔曼著，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第136-142页。

　　[12] 参见：C. H. Haskins，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201.

　　[13] 参见：William J. Bouwsma， “Lawyers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3， vol.78， p.315.博斯玛教授举例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律师和公证人（两种当时最典型的法律职业者）的行会具有非常强大的势力，它的主要领导者是整个行会系统的荣誉首领。

　　[14] David Sugarman， “Simple Images and Complex Realities： English Lawye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Businessand Politics， 1750-1950”， Law and History Review， Fall 1993， Vol.11， No.2. p.291.

　　[15] 参见：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II： Lifeworld and system， Boston， Mass.：Beacon Press， pp.356-73.“司法主宰化”（juridification）这一概念首先由德国社会民主派法学家Hugo Sinzheimer提出，随后为Otto Kirchheimer所采纳和发展。Kirchheimer使用这一概念的本意是为了描述和分析法律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所发挥的这样一种作用：国家通过把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冲突都付诸形式化的法律规制，找到了一种“中立化”（neutralizing）的秩序产生和维护机制。（请参见：Otto Kirchheimer，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Esssays of Otto Kirchheimer， edited by F. S. Burin and K. L. S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哈贝马斯是在批判的意义上借用这一概念的，他认为国家借助法律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过程限制了个人和社会群体决定自己事务的可能性，从而威胁到市民社会的进一步“拓殖”（colonization）。

　　[16] M. Cain， “The General Practice Lawyer and the Client，” in The Sociology and the Professions， edited by R. Digwall and P. Lewis.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pp.111.

　　[17] 凯利教授指出：“（古罗马的）法学家表现出对政治理论的不信任，一方面因为它是争论不清的，另一方面则因为它带有非专业化的哲学特性；法学家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罗马历史上经过无数代积累而成的法律习惯上，而且不得不只关注私法和中观（middle range）社会问题这一层面。……或许，我们理解他们所带来的知识”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注意观察语言的转化、技术术语和论辩方式的发展以及他们使法律知识和法律程序系统化的努力。”参见：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5.

　　[18] Charles Phines Sherman， Roman Law in the Modern World， vol.2， pp.23. 转引自：Readings in Jurisprudence， selected by Henry Yu-Chieh Hu（胡毓杰）， Peiping：San-Yu Press， 1939. p. 329.

　　[19] 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i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8.

　　[20] Ernest J. Schuster， Principles of German Civi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p.80.

　　[21] 彭波尼语。转引自：《罗马法史》，[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102页。

　　[22] 参见：《罗马法史》，[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第342页。

　　[23] 参见：Donald Kelley， The Human Measure—Soci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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