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的矛盾，指出现实中的弊端和缺陷，以之作为动力，从而促进法律发展，这就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社会功能。

    学术研究就是批判。学术研究的过程就是怀疑现实、批判现实的过程。学术工作者就是抱着理想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态度去对现实进行评价、分析，从而启发人们采取措施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三大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这里的“批判”二字令人深思。在学术上我们务必要坚持我国一贯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守“学术无禁区”的原则。也许胡适先生的话放在这里是合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学术问题贵在创新如果说我们在现实日常生活中，往往要“求同存异”的话，那么在学术上我们要强调“存同求异”；如果说在实际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系统、全面地思考的话，那么在学术上我们往往是追求“片面而深刻”。我国著名刑法学权威陈兴良教授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缅怀片面”，对学术研究性质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 大学可谓“象牙之塔”，应有“为学术而学术”的勇气。真正的学问家往往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学术就是执著，就是择善固执，要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主见，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权威。

    创新的前提是学术自由，人格独立。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的学府，这与蔡元培先生所提出并被后来的北大人所坚守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不可分的。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精神的开拓性人才。创造来源于何处，最主要的就是同学们本身的个性。创新既不神秘，也并不困难，而是人的天性，关键是充分发挥这种潜力并不断加以培养。按照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点创新是很难的事情。 当今社会是多元化的，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单一维度的人势必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尊重并注意培养同学们的个性，实际上也就是培养同学们的创造性。作为大学教育来讲，继受以往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使同学们学会创造性的思维，养成创造性思维的习惯。学会多方位、立体化的思维，善于侧向思维，甚至逆向思维、反向思维，从矛盾的对立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3、学术规范化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不少同学在探讨法律问题时，一味从自以为的“应然”出发，只字不提法律的规定。有的同学在老师布置的写一篇小论文的作业中，简单地罗列事实，主观地得出结论，最关键的论证过程恰恰缺乏。此外，同学们对学术规范也重视不够，认识不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同学们一定要牢记：与“学术无禁区”相联系的是“学术有规范”；与“大胆假设”紧紧相随的是“小心求证”。搞学问绝非可以随随便便，“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缺乏基本的学术研究素养，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好学问的。写法理学文章要注意从法律理论的角度，而不是其他的角度来看问题。学术研究、探讨不是粗率地表示对现实不满，发牢骚，不是简单地罗列各种社会事实，而是从中进行归纳、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针对我国目前学术研究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苏力教授曾指出：“一些完全自创的概念、命题以及由此生发的论证，令人无法接近，不知该从何处下手批评（学术意义上的，包括欣赏）。” 学术规范是历史上众多学者多年学术研究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要求，是法学研究，乃至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要遵循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如写论文要有摘要、关键词，有注释和参考文献等等。现实中不少同学写文章几乎没有注释，殊不知注释可谓文章的“皮囊”，是文章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没有规矩，何成方圆。学术规范可谓法学研究的“法律”。只有严守这些“法律”，才能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否则，“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大家不在一个学术平台上探讨，不按同一学术游戏规则“出牌”，没有学术积累，如何才能提高法学研究水平，更不用说赶超世界学术研究水平了。

    4、学术不计功利学术研究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积累的过程。厚积而薄发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评价学术水平，当然也会考虑数量的问题，但关键是质量的问题。搞学术研究不是为了考试得到好成绩，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赚钱。 法理学水平的好坏与经济利益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法理学有什么直接的现实用途？尤其通过它可以赚多少钱？这就如同问“一个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途”一样愚蠢。这里不应有功利的因素，尤其不能急功近利。一位著名的法理学家与一位著名律师的收入根本无法相比，而在学术上的贡献却正相反。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学术研究不可能“立竿见影”，无法搞“短平快”。搞学问必须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马克思说过：“在科学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这是搞学术研究的座右铭，也应成为同学们在大学学习的座右铭。学习法理学，没有捷径可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早下工夫，下苦工夫。搞学问就要耐得住寂寞，有一股“板凳一坐十年冷”、“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劲头。这在注重经验积累的法学研究领域尤其如此。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有数学神童、文学神童、音乐神童，也存在物理学神童，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法学神童、法理学神童！

    二、《法理学》的学习途径提高思维能力，离不开对中外法律文化的继承，离不开对古今法律实践的提认。我认为要学好法理学，主要应通过以下四种途径。

    （一）认真学习西方法学理论我个人认为：“不懂西方法学，就不能称为懂得法学”。从整体上看，我国现代法学基本上可以称之为西方法学的范畴。其基本的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甚至基本概念都是西方的产物。我国是在近代才开始走向法律现代化的，当时的法律主要是参考西方的法律，依据西方的法律精神制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这时的法律也带有明显的移植西方法律的痕迹，相应的法学研究也很大程度上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并不是我们不愿意自己创新，也不是为了展示我们宽大的胸襟，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压制下的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一味地强调中国特色，希望从故纸堆出发展开研究，从而单独创造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一套法律理论体系，这是不现实的。

    对于在晚生外发型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说，虚心地向西方学习，尽快地掌握西方社会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理论，这是最好的选择，同时也是首要的选择。看一看我国目前的法律名家就可以清楚这一点，他们中有哪一位（中国法律史专家除外）不是以精通西方法律文化而出名的，尽管他们对中国自己的法律文化未必达到精通的程度。借用一位企业家的说法“当前中国企业在管理方法上，最好的创新就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成的管理理论”，那么我们也不妨这样说：“当前中国法学最好的创新就是学习和采用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学理论”。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包含着宝贵的西方社会的法律经验和智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其中含有大量的具有普适性的东西。为此，我们应大量地阅读西方的法学经典文献，并且最好是外文原著，同时如果有机会，最好能多听一些到学校来讲学的外国法学家的讲座。

    （二）扎根中国本土法律资源我个人还认为：“不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不能称为真正懂得法学”。法律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地方性。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法律是地方性知识”。 中国的法律学者主要还是研究中国的法律现象，解决中国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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