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性的承认是一种对客观事实的承认，而不是一种主观好恶的承认。“我是站在伯林这一边发言的，想要为伯林打杂，替他芟除哲学树林下的一些丛薮”（罗蒂，2003年a，第80-81页）。罗蒂明确把伯林自由理论表述为“自由是对偶然的承认”，并坚决拒绝了“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需求”（同上，第69-70页）。

　　因此，在本体论上拒绝一元论，坚持多元论是伯林哲学的逻辑结论。更重要的是，伯林预见到了他的价值多元论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这将摧毁或动摇古今大量思想与行为的基础；并且至少将影响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解，以及建立在这些自由之上的价值”（伯林，2003年，第4-5页）。

　　命题三：不存在无缺憾的完备性世界 伯林专注于探讨伦理、政治、审美价值和人类知识领域的价值多样性；无论在政治理论和历史哲学著作中，还是在认识论著作中，“这种专注都居于中心位置”（豪舍尔：《序言》，引自伯林，2002年，第4页）。“既然没有一种解决方案是保证不会错的，那么，也就没有一种部署是终定的”（伯林，2003年，第103页）。承认和接受“有缺陷的不完备的世界”是伯林的惟一选择。他由此提出了第三个价值论命题：“不存在无缺憾的完备性世界”。

　　伯林基于对人性现实的探讨来揭示人类基本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重视不同社会基本制度设置的思想观念根源或意识形态根源，但否定其超越人性的形而上学根据，把社会制度建构建立在对某种人性模型即多元论人性模型的确认之上。伯林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论证，对我们认清自由的本质，认清一些政治思想对自由的严重误认，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文明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具有重大借鉴意义（伯林，2003年，第186页及以后）。伯林主张有原则的宽容，主张少数派和异端的消极自由权利应当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步出困境之路存在于某种逻辑上混乱的、可变的甚至是含糊的妥协”（同上，第102页）。伯林强调现代社会应当全面保护个人的消极自由，使其免于积极自由的过分侵害。伯林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或公共理性置于同等重要的平行地位，积极地替消极自由和公民权利作辩护，他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提防“开始时作为自由学说的东西结果成了权威的学说，常常成为压迫的学说，成为专制主义的有益武器”（同上，第42页）。在伯林看来，尽管正义的自由社会可能比任何其他社会都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它绝不是没有代价的。“舆论一律的要求今天比昨天更加急切；忠诚受到更严厉的试炼；有其自己私生活品位和内在行为标准的怀疑论者、自由主义者、个人，如果他们自己不刻意认同有组织的运动，就将成为双方面恐惧与嘲笑的对象，成为迫害的目标，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大战中，受到所有进入阵地的党派的诅咒与蔑视。”（同上，第100页）。不存在没有代价的社会世界。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为所有的人类价值留下足够的空间。“它的实现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压制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主要是去压制。于是治疗变得比疾病更坏，并且采取教条的形式，而这些教条是建立在某些个体的简单的、清教徒式的信仰之上的，他们从不知道或早已忘记了生活的甘美、自由的自我表达、人与人的关系的无限多样性、自由选择的权利、忍受的艰难、屈服的无法容忍性等等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同上，第101-102页）。

　　伯林承认“不存在无缺憾的完备性世界”，实际上触及到人类社会根本制度设置的合理性问题，但是他没有解决那个问题。他只是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建议：“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方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对错姑且不论）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出一些空间”（同上，第186页）。

　　二、西方哲学界对伯林难题的批评性解答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不是单纯的理论虚构，而是我们人类面对的实际困境。它激起了罗尔斯的热烈回应。罗尔斯承认，作为公平的正义同伯林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罗尔斯，2002年，第238页）。不过，罗尔斯认为，伯林规定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伯林看到了不同善之间的冲突，但是没有找到有效消除这些冲突的手段（罗尔斯，2000年，第209-210页）。伯林“没有具体规定某种可充分量化的东西”（同上，第351页注释）。“在各种所珍视的价值之间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面临着这些价值孰先孰后的巨大困难，也面临着其他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看起来并没有明确的答案”（罗尔斯，2002年，第342页）。因此，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现实乌托邦，是罗尔斯一生的学术追求。

　　诺齐克“自我所有权”观念既是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和修正，也是对伯林的消极自由观的呼应。当诺齐克说“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人和团体都做不得的（做了肯定侵害到个人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大而广泛，以至于提出了国家及其官员可以做什么（如果能够做什么的话）的问题”（Nozick，P. ix）的时候，他实际上把解答伯林难题的方式引向了罗尔斯的对立面。

　　伯林的思想也激起了德沃金的反响。德沃金主张，政治道德理论应当建立在对人类的伦理和道德价值、价值的地位和统一性、客观真理的性质和可能性的较为全面的解释上，这与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在精神实质上正好相反”（德沃金，2003年，第6页）。伯林强调政治价值之间的冲突。德沃金则要化解这些冲突，使之整合在一起（同上，第6页）。在司法实践中，德沃金把伯林难题重述为“当遇到疑难案件时是不是存在着惟一的正确答案？”问题。这个问题已在法学和政治学界引起热烈争论。哈特、波斯纳、洛兹、芬尼斯等其他法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也都可以追溯到伯林的难题。

　　伯林价值理论与泰勒社群主义思想形成了某种呼应关系。伯林以否定形而上学传统诉求来阐述自己的见解，泰勒则以重新解释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来阐述自己的社群主义思想。泰勒对自由做出了很不同的解释（参见Taylor，P. 211-229）。泰勒区分了“消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观”：“消极的自由观不像常常被人们确认的那样地等同于‘消极的自由’”（泰勒，2002年，第859页）。泰勒认为，形而上学传统可以包容多元论思想，威胁现代自由的思想根源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信念。威胁现代自由的思想根源有：“一方面，在人的非理性和本能面前，存在着对于自由的实现的绝望，甚至怀疑对自由的渴望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自我依赖的自由的终极空洞性似乎导致了虚无主义”（同上，第864页）。泰勒同意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但相信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积极自由形式。他认为消极自由是“机会概念”，积极自由是“操作概念”，包括控制人的生活的实际操作。

　　哈耶克发展了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认为自由在于摆脱强制，自由的政治秩序根本不应该对消极自由设置障碍。哈耶克反对把自由建立在获得物质资源基础上，反对以经济再分配手段来增进穷人的自由。另一些自由至上主义者从极端的意义上理解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认为只有消极形式的自由才是真实的，并主张把消极自由严格地解释成不存在国家或经济制度的直接强制，把国家视为强制的唯一主体，认为国家具有直接强制的权力，并会导致最坏的专制。

　　罗蒂对伯林难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罗蒂自称推崇“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他对伯林难题采取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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