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与民间自我息讼的相互关系，而近些年来相当一些中国法律史文本开始注意这一点了。

　　关于“合法”资格的有与无，我们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大量民间笔记所记载的“法律活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被当代中国法律史文本所关注（当然，笔记中也有一些“法律活动”被一些《古代案例选》之类的文本所记录，但是，很难说这些记录是法学研究性的法律史学术文本），只是到了近些年，才有法律史文本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例子参见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举例说明。在当代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可以发现，大体存在两种研究模式：规范研究和法律社会学研究。前者特别强调了《唐律》、《大清律例》等文字章典的重要。后者强调了社会之中司法判决、纠纷调解、契约活动等法律实践活动的重要。两者的分歧，不仅在一般性法律史的言述中，而且在历史法律个案的言述中，都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发现，试图说明谁者才属真正重要，非常困难。因为，两者的法律观念（如文字中法律观念和行动中法律观念），以及在说明这些“法律文本”对社会法律运作整体的效果的结论上，是完全不同的，各成一说。不奇怪，各类“法律文本”之间的实践互动关系十分复杂，从不同角度方面切入，得出不同的“重要性”论断，将是十分自然的。

　　[18] 这就不奇怪20世纪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对过去现象个体“选择的决定永远是从实际动机作出的，它归结为保存或忽视的活动。我们在这种保存或忽视中实现我们的活动，从这种保存或忽视中，后来就为事实捏造出一种客观性质，以致把它们说成是‘有价值的事实’或‘在历史上无价值的事实’，是‘历史的’事实或‘非历史的’事实”。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Douglas Ainisilie）英译，傅任敢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5页。

　　[19] “宪法”、“刑法”、“民法”等等词汇，正如学界时常说明的，是经由日语词汇翻译且具有西学性质的法律分类词汇。对描述某些国家历史中法律现象来说，它们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对描述中国历史中法律现象而言，可能存在较大问题。在本文中，鉴于中国时下法学词汇术语已是如此状态，为叙述也为阅读方便，我将继续使用这些法学分类词汇作为描述工具，暂且不论其对中国历史法律现象可能具有的问题。

　　[20] 显然，就日常语言使用而言，“大家”这一概念是地域性和阶段性的概念。因此，来自“大家认可”的“权威”也不免是地域性的、阶段性的。

　　[21] 试举外国法学作例子。在欧洲中世纪以及近代初期，一些极端自然法学理论主张者认为，只有意志而无理性或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是法律。见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4页以下；另见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6th， London， 1825， I： p. 41.但是，在今日西方，已经极少有人这样认为了。在欧洲中世纪以及近代初期，相当一些学者（如阿奎那、格老秀斯、孟德斯鸠等等）认为，自然法、自然法则甚至“理性”等一类东西，是法律。但在当代，西方法学学者已极少有人这样认为了。

　　[22] 如学界一般认为，“法”一字，在相当一些中国古籍中是“法式”、“法度”的意思。但在现在，其通常是指以国家制定或认可形式出现的法。

　　[23] 这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十分明显。比如，“民法”的旧时用语有时是“文律”、“民律”等等。

　　[24] 例如，众所周知，汉代词典性质的《说文解字》对“法”一词的解说，同时下中国的词典极为不同。

　　[25] 这就不奇怪，美国著名历史学者Carl Becher说：世界上“不但包含着保存下来的历史事实，也包含着没有保存下来的真实事件”。见[美]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26] 所以，克罗齐在其论述史学理论的著作中说：“新闻、文件、纪念文字多得很，全部收集起来不仅不可能，而且和文化目的本身是背道而驰的；……公立档案库中不仅谨防地收集报纸和保存报纸，并编出目录，而且也极力扔掉无用的报纸。”见[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Douglas Ainisilie）英译，傅任敢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3页以下。

　　[27] 如纸张氧化而腐烂从而使其中文字不能阅读

　　[28] 再者，联系前面阐述的第二方面，即何以某些事物现象被称为“法律的”，我们可以觉察，即使历史证据的呈现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依然面对以“法律”观念作为根据决定取舍的基本困境。

　　[29] 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群体中，相当一些学者已经承认，以正史文本出现的某些“宫廷记录”，极为可能隐藏遮蔽了历史真实。这些“宫廷记录”，有时是在歌功颂德，有时是在诋毁贬抑。

　　[30] [美]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等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31] 关于释义循环的问题，可参见[美]D·C·霍埃：《批评的循环》，兰金仁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英文版前言》。从事中国法律史以及外国法律史研究的学者，鉴于某些法律正史资料的不甚可靠，进而时常依赖其他一些非法律正史资料或一些“边缘”性文本，比如野史记载、民间传说、文学作品，个人传记等等，来与这些法律正史资料相互印证，以求历史中的“真实”。其实，如果对释义循环理论有所了解，就会发觉这样做法除了增加“自信”之外，恐怕依然不能解决 “真实”的问题。其他非法律正史资料和“边缘”性文本如同法律正史资料一样存在着是否可靠的问题，其也依赖后者的辅助说明。

　　[32] 亦可称“前结构”，是哲学阐释学的用语。它指人们头脑中预先存在的观念及思考方式。参见[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33] 对这样一种实证主义姿态的描述，可参见Reginald Parker， “Legal Positivism， ” in 32 Notre Dame Lawyer （1956）。

　　[34] 英国学者David Walker指出：“准确来说，任何人只不过是了解世界上曾经存在或现存的一些法律制度而已。”（David Walker，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54）

　　[35] 这一道理是浅显自明的，然而，却容易被人们忽略和遗忘。

　　[36] 当然，我们可以发现，有些研究者可以不顾“资源权力”的制约另辟溪径。但是，“科学式”的法学研究必然依赖资源的有效支持，至少就实证材料而言是如此。难以想象，没有资源支持的研究，可以提供要比受到资源支持的研究更多的材料说明。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钱”一类资源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法学学者的例子，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37] 在此我使用“时常”一词，是因为我并不绝对地否认有可能出现极为个别的、并不在乎对自身资源获取构成障碍的财物支持者。另需注意，我在这里的分析，更为适合于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第二向度的科学式学术努力。

　　[38] 当然，这里不否认，个性化研究者对抗现存的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的行动，有可能成为后者动摇和瓦解的因素之一。但是，这是极为有限度的。后者的动摇和瓦解，如果可以出现，最终也是依赖学术共同体中的某些“群体”的共同行动及其不断壮大。

　　[39] 严格来说，阅读和观察与思考的关系并非纯粹是单向的。思考有时也完全可以成为阅读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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