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并非不作为、没有行动，而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为。“自然无为”是道家提倡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道家自然法最终发展到反对人定法的地步。“无为而治”的思想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滥施苛刑，可以看作是制约君权、追求民主的呼声。可以说，道家自然法是一种极端的、自然主义的自然法。

　　2、墨家自然法

　　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的自然法即所谓“天志”（天的意志）或者“天法”。天志的内容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而且爱与利是无差等的，即主张平等、反对等级。天志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它以爱人、利人为最高宗旨，统治者必须“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进一步，“仁”是天志的内容，所以，以天为法就是以仁为法，墨子说：“法不仁不可以为法”，也即世间的法度要遵循天法，不符合天志的人定法不能算是法律，这就表达了一种自然法的观念。 “义”也是天志的内容，所以，墨家把天法与正义联系了起来，《墨子·天志篇》说：“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不顺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也即不遵循天志，政治法律制度就是不正义的。

　　3、儒家自然法

　　儒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久的一大学派，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家的法律观是中国古代法的思想基础。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最早提出：“儒家关于法之观念，以有自然法为第一前提”，因为儒家关于法之观念，以均平中正、固定不变为法之本质，“然则此均平中正、固定不变者，于何见之？于何求之？是非认有所谓自然法者不可。而儒家则其最崇信自然法者也。” 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认为，儒家的“礼”，也许可以等同于自然法。历代皇帝都援引自然法，即被普遍认为合乎道德的行为规范——实际上就是“礼”，——而不是实在法，来使其诏令合法化。

　　儒家自然法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儒家认为宇宙的变化有其内在规律，即所谓“常”，如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董仲舒说：“天之道，有序有时，有度有节，变而有常。”并且，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是可为人知的，人们先要认识天之“常”，然后去符合“天常”。可以说，这是儒家自然法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第二，儒家推崇的三纲五常，“推天理而顺人情”，是人之为人的不变准则，是一种永远不可改变的基本价值，它全面指导着人类生活。这是儒家自然法的价值基础。第三，具体来说，儒家的自然法叫做“礼”，所谓“礼也者，理之不可易也者”，“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实际上就是儒家的道德原则，具有不变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礼就是儒家心目中的道德法、理想法、永恒法和最高法。第四，礼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是“法之大本”、“法之枢要”，也就是说，礼是抽象的精神原则，指导具体的行为规范。所谓“非礼无法”，就是指不合乎礼的法律是无效的。所以，礼高于法律，是法律的渊源和评判标准。总之，儒家所说的仁、义、礼、乐、道、德、等，就是一套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理想法，是衡量政治权威与人定法之合法性的标准，反对恶法亦法，这就是一种自然法的观念。

　　二、比较论

　　人类共同的固有本性决定了在关于自然法的最一般的观念方面，中国和西方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比如孔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霍布斯作为自然法的总原则；西方自然法学和中国儒家都表达了对正义、公平的追求，都意识到应当对人定法进行道德批判，承认“恶法非法”等等。但是，中国的自然法思想并不发达，而且不成体系，难以获得与西方自然法学相提并论的学术地位。在关于自然法思想的具体内容上，中西之间的差异是主要的，中西自然法对各自社会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

　　（一）中西自然法思想之差异

　　1、自然法的内涵

　　西方自然法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不管是人的理性还是神的理性），“自然”的本质是基于本性和智力的理性命令。如格劳秀斯说：“自然法是正当的理性命令，是断定行为善恶的标准”； 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的全人类。” 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斯宾诺莎的几何学证明方法再到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都体现了一种认知理性的演绎推理，它企图与专断和任性划清界限。如果说西方的自然法是一种“道德法”的话，那么这个道德是先验的理性道德，所以，西方的自然法通常被称为理性法。

　　古代中国的自然法缺乏思辨和论证，而充满了内省和体悟。它讨论的不是外物，而是内心，关注的不是自然，而是人伦，所谓“天”（自然）的本质是基于血缘宗法关系的伦理原则。如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就是说人间秩序是自然的规定；而朱熹干脆就直接把宗法伦理及其表现形式“礼”看成根本的、最高的自然法则： “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程颢、程颐说得更简单：“人伦者，天理也”。所以，伦理就是天理。如果说中国的自然法也是一种“道德法”的话，那么这个道德是经验的宗法道德，所以，中国的自然法（“礼”）一般被称为伦理法。

　　2、自然法的特征

　　凡是称得上“自然法”的东西，至少应该具有这样三个特征：最高性、普遍性和永恒不变性。在前两个特征方面，中西自然法思想没有什么差别，而在永恒不变性这一点上，中西自然法则有不同。

　　由于西方的自然法是基于理性的逻辑推演，是从存在于一切普遍知识背后的最初原则中得出的结论，所以它被认为是一套永恒不变的原则。如西塞罗说：“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而是某种凭借允许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一切正确的、合理的都是永恒的，并且不随成文的法规一起产生或消灭”。格劳秀斯对自然法的永恒不变性作了更进一步的强调，他指出即使上帝也得受自然法的支配，因为上帝自己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也不能颠倒是非，把本质是恶的说成是善的。 到了新自然法学那里，自然法的永恒不变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例如德国新自然法学者施塔姆勒（Rudof Stammler）提出了一种“内容可变的自然法”（natural Law with a variable content），但总的来说，永恒不变仍然是西方自然法的一大特性。

　　中国的自然法则缺乏永恒不变性。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反映了孔子并不认为礼是静止的、不变的永恒之法，而是一种惯例性的、与时俱进的行为规范。在儒家看来，礼的规范不是绝对的，一个人的行为只要符合仁的精神，就允许对礼有一定的偏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礼的制约，此即所谓乘权执中，例如，“男女授受不亲”是礼的一条原则，但“嫂溺援之以手者”则是权衡变通之必要。

　　3、认识自然法的主体

　　西方自然法学认为自然法是理性的体现，而人皆有理性，因而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去发现自然法、认识自然法，正如西塞罗所说：“自然赋予所有人理性，因此也便赋予所有人法”。在西方，自然法属于每一个人——无论他是王公贵族还是贫下中农，在自然法面前一律平等。也就是说，西方自然法的认识主体是平常人，人人都有权决定何为合法、何为非法。

　　相反，儒家的观点是只有社会权威人士——即所谓的圣贤才有能力认识和阐释自然法（“礼”），正如孟子所说：“礼义由贤者出。”在儒家看来，天只确定大致框架，具体细节有赖于圣贤。只有圣贤能够根据自己长期通过养成的对“礼义”的认识，通过权衡各种不同的需要，对特定情境下的是非善恶作出决断。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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