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偶尔也干预了一些国家践踏少数民族权利之类的问题。

　　建立国际法庭以审判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的战犯，引出了三种相关的法律问题：国际犯罪法律、国际人道法律和国际人权法律。而第三个包含着国际正义的新观点，这对于惩罚问题尤为重要。14

　　普遍人权的国际正义观得到国际大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和各种跨国的民间群体的赞同和追求。这些组织施加影响并要求国家遵守联合国人权公约，公布某些国家侵犯人权行为的信息，以挑战其合法性。鉴于冷战的结束，北约不仅干预贸易和国家边界，而且积极地干预那些人权受到严重侵犯的国家之事务。美国公司撤走了在印尼的投资，以抗议印尼政府对人权的摧残。15

　　普遍人权话语中的国际正义观授权给个人或非政府组织同国家进行斗争。一个自尊的全球公民能够摆脱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之束缚，轻视它们并批评其政府。例如，一群澳大利亚人在国会前打出“羞愧的澳大利亚”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对东帝汶危机的迟缓反应。

　　不过，普遍人权的全球正义观问题在于，它并不如在《人权公约》中所期望的那样兴盛起来。战犯很多但是受到惩罚却很少，让人失望。人们通常偏向批评战争中对方的行为，而不是强烈地谴责自己。尤其在亚洲和伊斯兰，人权到处受忽视，其基本原则受到怀疑。16

　　出于仔细算计逮捕战犯如Rodovan Karadjic 先生和Mladic将军之风险，导致西方作出不拘逮两人这个极为不恰当和胆怯的政策。由此导致Richard Goldstone法官—— 审判前南斯拉夫战争罪的法庭的检查官——，警告说， 北约不逮捕Radovan Karadjic 和Ratko Mladic会对法庭和国际正义之未来产生一个致命的打击。“它将表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正义也不能很好地运作，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要这样做 ―― 有关国家有义务逮捕但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时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就等于一个橡皮图章”。17

　　此外，有人还怀疑个人、群体和民族国家利用“全球正义”概念之动机。比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以美、英为首的联军以武力打击伊拉克这一案例中，国际正义观被用来证明联军进犯的正当性。不过，有人指出了，联军之所以出击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而降低了其正义性。18 正是由于美国的利益而提倡人权。人权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中心，为其在同发展中国家贸易谈判时增加了一个筹码。此外，在普遍人权之下号召禁止童工产品，这种贸易禁止可能有利于保护发达国家的工作机会，但打击了穷国最穷的人民之生活机会。

　　全球性的分配正义（International Distributive Justice ）

　　因为各国享有电子邮件、互联网和自由信息的不同，通讯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扩大了富国与穷国的差距。政治家们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主张享有互联网的平等机会。政治学家比如Charles Beitz认为，未来国家的代表将在罗尔斯无知之幕的条件下选择资源重新分配这个原则。只是因资源贫乏这个偶然性因素导致贫穷的产生对穷国之穷人来说是极为不公正的。19 当一个人的生活主要由偶然因素来决定，即他或她是出生于富国还是穷国来决定其生活前景时，这是不公正的。国际正义要求降低偶然性的因素比如“幸运的” 富裕国家或穷国对个人生活质量的影响。Stanley Hoffmann 认为，为了满足第三世界的需求对贫穷国家进行救助必须打破传统的国家主权观。不过，他承认，“由于哲学上混乱的和政治上灵活的观点，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义务之范围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是各不相同的”。20

　　对于全球的公民来说，应该超越国界对资源和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一个全球公民深深地为全球不平等的问题而担忧。全球公民将自然资源和财富的不平等视为道德上的专断。国际正义不赞同那些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只考虑自己的生活而不管穷国人民的生活的国家。 Luigi Bonanate质疑， 当一个国家没有减轻贫穷邻国的困境时它是否还以自称为公正的。21

　　作为公正 （fairness）的国际正义本质上是一种分配正义，它要求国际共同体在全球层面对财富和资源进行再分配。这种国际正义观支持了全球治理的观念。全球治理将通过比如“全球税收”等手段对资源和财富再分配。联合国可将富国GDP的0.7%作为对穷国的援助并帮助世界难民。22 联合国理应在民族-国家资源的再分配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假如民族-国家有权征税，那么，联合国也应该有一个再分配的机构，其任务是通过全球税收维持一个稍为公平的再分配。应该按照累进原则对富国多征全球税。这目的在于逐渐地、不断地减少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防止权力集中。有一项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所能提供的外援状况因其社会消费而不同，特别是与体现出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特征有关系。这种发现有助于解释国内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国际合作的演进，特别是在国内制度化的福利原则如何塑造发达国家参加国际援助。23

　　沃尔泽对国家成员分配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全球分配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那种认为生存空间应该平等地分配给地球上每个居民的观点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受欢迎的。但是，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国家应该让更多贫穷国家的人移民进去，这似乎有道理。24 因此，沃尔泽提出集体的相互援助的形式可能要求对国土/成员资格作一个有限的、综合的再分配。25 沃尔泽认为“所有有资格的男女都拥有一种共有的政治地位” .他严厉地批评人类历史上所存在的各种专制，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公民统治非公民，内部成员统治外来者。26

　　沃尔泽还批评了“白人澳大利亚政策”。白人澳大利亚政策是澳大利亚政府长期来所实行的移民政策。它只是欢迎白人，却排斥黑人或黄种人移民到澳洲。沃尔泽认为，对于广袤的土地拥有之权利只不过依赖于这样的一种声明：在其他人之前他们已经将并强迫土著人住到所圈定的保留地。那似乎不是一种权利：面对吵吵闹闹的贫穷的人要求进入之时，人们已着手防卫了。27 澳洲白人需要比如选择上百公里的广袤的土地作为其生活方式并不能比贫穷外人移民到澳洲具有更多的道德优先性，从一种更为传统的乐善好施者的观点来看，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28

　　全球分配正义观是相当吸引人的，可以克服实用主义的国际正义观之局限性。它要求同情、牺牲和利他主义。它依赖于善良意愿和其他有利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在现实中是常常缺乏的。它只是在有限的领域和极少的个案中才能生效。因此，它与实用主义的国际正义相比较，分配的国际正义观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的可能很小。

　　此外，从诺齐克的观点来看，全球性的分配正义观作出以下的假定是错误的：物品进入无所有者的世界而等待按国际正义观念来分配。别人早已声明对领土和物品的占有了。领土和物品早已不是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社会对象。全球再分配的正义观所设想出的世界政府将不断地干预个人事务，强化了第三世界的依赖性，由于日益增长的开支和全球税收而降低了生产力。

　　诺齐克式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之矛盾性：国际正义无助于对全球不平等问题之解决。假如领土和物品的获取和转移是公正的，那么，全球物品和资源的不平等之分配也是一件相当可以接受的事。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这是一种保守的观点。对于诺齐克主义者来说，正义主要与秩序而不是平等有关。应该拒绝全球物品的再分配之观念，世界政府的理念即也没有必要，也是极其危险的。

　　诺齐克式的正义观可能反映了普通人的感情：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正如Boutros Boutros Ghali所说的，近来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不管世界事务而转向新地方主义和新孤立主义。29 诺齐克的观点也指出，大多的全球资源的再分配将会产生一列问题和紧张关系，再分配本身会产生出出许多不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