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统一的，而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主体仅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2.认为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的主体，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应包括被害人。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对其中任何一方来说都存在着司法是否公正的问题。

    3.认为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的主体，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甚至还包括诉讼参与人等其他人员，如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等。因为他们也存在诉讼权利能否受到公正对待的问题。

    （三）司法公正的标准。关于司法公正的标准，各国有所不同，但也有其共性，可以在不同的国家间相互借鉴或移植。有学者认为，司法公正在世界范围内有其一般的、普遍的共同标准。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对司法公正的最低标准作了规定。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2.强调无罪推定原则；3.确立有中国特色的人身保护令制度；4.认真推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5.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6.禁止双重追诉；7.改革劳动教养制度。

    （四）制约司法公正的因素。学者们认为，司法公正是诉讼的价值目标，当前制约司法公正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因素：

    1.认识因素。人们往往重实体公正而轻程序公正。

    2.立法因素。法律并未真正确定司法最终裁判原则，使审判机关应有的地位发生信念动摇。宪法第129条虽然把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但是其他法律对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程序和措施规定得不明确、不具体，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责任无权力，监督不灵，效果不佳。

    3.执法因素。实践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得司法公正成为空谈。

    （五）实现司法公正的措施。与制约司法公正的因素相适应，实现司法公正的措施相应地也就包括认识措施、立法措施和执法措施：1.强化程序公正观念；2.统一司法解释权；3.落实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审判公开、陪审制度和辩护制度等；4.审判前程序应当进一步民主化。

    四、关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也是这些年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一般认为，司法独立的对外价值是司法权摆脱其他国家权力的干涉，其对内价值则是保障司法公正。

    （一）司法独立的主体范围。对于司法独立的主体范围，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两家说”。即概括现行有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司法独立的主体应当包括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实行检察独立，人民法院实行审判独立；第二种观点为“一家说”。认为无论是从司法独立的产生还是从现行的运作来看，司法独立的主体仅指法院，不应包括检察机关。个别同志主张“三家说”。认为公、检、法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都是司法机关，因而，在刑事诉讼中不能把公安机关排除在司法独立之外。

    （二）司法独立的种类。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外部独立说。认为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第二种观点是内外独立统一说。认为司法独立既包括外部独立，也包括内部独立，即司法机关内部组织之间以及内部组织与机关之间的独立，司法独立最终应体现为法官独立。当然内部独立仅限于审判机关。

    （三）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要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必须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保障设计：1.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 2.赋予承审法官以独立裁决自己所承办案件的权力，理顺合议庭与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防止法院系统形成行政化体制；3.理顺上下级人民法院的关系，防止上级法院以种种方式提前介入，非法干涉下级法院审判，使审级制度切实发挥保障诉讼公正的作用，以健全的诉讼机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4. 改革法官、检察官任免制度，为法官、检察官提供职务保障，防止专断性的开除和调动工作；5. 建立防止司法权力被滥用的制度。

    还有学者认为，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设计目标，应当从外部的司法独立发展为内部和外部独立相结合的司法独立。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相对集中的、垂直的司法人事管理制度和财政保障制度。

    （四）关于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大家首先肯定，党的领导必须坚定不移，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解决如何改善领导的问题。党的领导不应是直接办案，不应是直接决定审理结果。党的领导表现在：制定方针、政策，把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法律；选拔、培养、使用、管理干部，把优秀人才推荐到司法机关的领导岗位；党的领导应体现为对司法机关内部党组、党委的领导；对执法中违法违纪的党员司法干部进行事后监督，等等。

    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党的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二是反贪中县处级干部立案先走党的组织程序，后走司法程序；三是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党委审批案件的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有的学者提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推行以下办法：

    1.高层司法官员的任命权统一由中央行使。

    2.改变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域设置模式，采用类似银行、海关、税务等垂直管理体制。

    3.强调由法院独立向法官独立过渡，强化法官个人责任。

    4.把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纳入法制轨道，明确其权力、义务、责任及参与司法活动的程序，废止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制度。

    （五）关于个案监督与司法独立。针对现实中存在司法不公正的问题，人大提案准备通过个案监督法。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肯定个案监督；一种是否定个案监督；还有一种认为，监督从长远看不应肯定，但从现实看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1.肯定说。主要理由是：

    （1）司法权是人民代表制的二级分支。宪法规定人大的主要权力是保证法律实施，监督“一府两院”，因此，司法权和人大的监督权相当于“孙悟空和如来佛的关系”。（2）个案监督的起因在于司法腐败。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虽然实践中法律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机关同样也存在腐败现象，公民在走投无路情况下选择向人大申诉。可以说，人大搞个案监督是现实客观形势之所需。那么，人大会不会有腐败的问题？学者认为有，但可能性较小。首先，人大权力必须集体行使，不是个人行使；其次，人大监督是事后监督，目的是为了扼制地方保护主义，惩治腐败，减少冤假错案。（3）人大监督有利于减少审判错误。人大行使个案监督权有合理依据。一是现行的宪法体制不是三权分立，人大当然享有监督权，这项权力不容否认；二是人大是代表人民的，人民群众的呼声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人大提出来，实践中人大的提案确实能解决问题；三是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当然应当接受监督，就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本身也应接受监督。因此，个案监督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搞的问题。

    有的认为个案监督是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大干预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只说明离司法独立太远。

    2.否定说。主要理由是：

    （1）违背司法规律。司法权属于解决争讼的权力，具有强制性、亲历性、终局性。人大是实行代议制的，做不到这一点，而且人大的专业化不够，没有司法机制和司法程序。人大有什么理由证明自己比司法机关更高明呢？

    （2）个案监督无法解决面临的问题。一是证据效力。人大代表调查取得的证据有没有证据效力？二是人大监督后得出的结论要不要通过法院审判委员会？如审委会成员不同意怎么办？

    （3）解决司法腐败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完善诉讼机制和诉讼制度。因此，应对外部制约机制进行根本性反思和探索。首先，不应舍本求末；其次，个案监督缺乏合理性，与社会发展趋势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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