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自从古希腊人承认同性恋之始到这个现象被大多数人谴责的今天为止伦理道德观念已取得了进步。（注：分别参见 Problematics，24.）

　　波斯纳显然误解了我的论断。在该论断中我并非假装要提供一个道德进步的“标示”（demonstration）或证据。我只是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们认为公众道德观念是否进步取决于其自身的道德信念，所以对同性恋持有恐惧心理的人当然会认为从古雅典时代到乔治亚时期（the Georgia one）人们的道德观念取得了进步。波斯纳又一次应该更加仔细地解读这句话。我论证的是怀疑主义的某些形式具有不连贯性；我认为这个人们熟知的根本不存在象道德进步之类的东西的观点其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主张，并且说那些相信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已广为公众所接受的人应该一致性地（consistently）承认自从他们的信念遭受到普遍的否定之时起至今，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了提高。

　　6.“在德沃金的职业生涯中，不但毫不迟疑地赞同布朗（Brown）案判决以及种族比例观点（racial quotas）而且亦认可善良违法（civil disobedience）和对烧毁征召令的人（draft card bumers）不予指控的观点，并将视这些观点为合法的‘正确答案’（legally right answer）”。（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76.）这个在句法上存在令人遗憾的论断即“……温和抵抗是合法的正确答案”需要解释。也许，“布朗案例是合法的正确答案”意指这个官司的判决是公正的：“种族比例观是正确的”意指在某些情形下这样的人种配比并非违宪。但是，“公民的善良违法是合法的正确答案”又是意指什么呢？我想这个推断意指在任何刑事检控案件中，对于宣称其是出自良知而违法的被告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good）法律辩护，或者温和抵抗根本算不上违法；或者与此相似的意思。

　　我写过两篇阐述善良违法（civil disobedience）的文章。文中我均未主张与上述观点沾上一点边的论断。在第一篇文章中，我讨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对于那些不遵守性质象越南战争时期的征召令一样的，并被人们广泛认为既违道德又违宪法的法律的人们，公民、检察官和法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列举了几条理由来论证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刑事检察官有时应该持谨慎态度并对这样的违法者不予起诉，同时我亦论证了为什么法院“以征召令法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为理由而对被告作无罪判决。确实惩罚那些不遵守值得怀疑的法律的人们是不公平的。”（注：Taking Rights Seriously，221）（那个无罪判决的理由与温和抵抗的观点根本毫无联系；其遵循着一个更为普遍的原则。）我又补充说：“当最高法院已裁决这些法律是有效的或者这个政治原则是可适用的，而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我行我素，那么这时我已列举的那些无罪判决的理由就不再恰当了。”在第二篇文章中我说：“我们绝不能认为如果某人有充足的理由违反法律（假设他这么想），政府就绝不能惩罚他。即使他犯下了假设我们持他那样的信念，亦会并且必定会犯的罪行，法庭判决其应受法律制裁，我认为这样的判决并不与原则相冲突，并且更具理性。”（注：A Matter Of Principle，113-114）

　　波斯纳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赞同将善良违法以及对烧毁征召令的人应免受刑事起诉视为合法的正确答案（legally right answer），这个论断所针对的正是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我所论证的一系列观点。

　　7.“德沃金宣称‘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要求法官正视那些常常属于哲理性的问题。相应的变通办法不是在回避道德理论，而是掩饰其用途。’用 ‘教师’代替‘法官’，用‘教学法’来代替‘哲学’，用‘教育的方法’代替‘是非的辨别’；可见德沃金之主张是多么的愚味无知。”（注： Problematics，113.该引语出自我的文章“In Praise of Theory”29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353.357（1997））

　　为我‘愚味’（fatuity）之所谓展示是笨拙不堪的。当然教师面临着教学法理论的研究课题—比如探讨乘法口诀表的最佳教学方法。假如某位教师打算公开申明他根本不依赖于这样的教学方法，那么（除非他是一个完全不称职的教师）他只是掩饰了其用途。也许波斯纳认为学院的教学理论是差劲的并且教师依据其经验和常识会教得更好。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是在对教育学理论探讨的完全相同的问题上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直觉或者信念来体验。同时波斯纳的主张并非是法官比学院中的哲学家们更精于哲学，而是法官不需要表达其对哲理问题的态度。与其相近的论断将会是教师不需要对如何教学表达其观点。

　　8.“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着相当广的重叠之处。只是这个重叠的范围有限而不能为试图将这两种社会控制系统统一起来的做法提供充足的理由，而这个系统工程正是象伊朗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近来（of late）一直在致力于实践的。”（因此德沃金和他的支持者们是西方法治思想的塔利班（Taliban）（注：Holmes Lecture，1695）

　　我猜想波斯纳将我归于塔利班一类并非意指对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者一律必须斩首吧！然而，这又意指什么呢？是否意指任何宗教的或道德义务责任都必须用法律来保障实施？我从未提议过如此疯狂的工程，相反的，我多次论证了个人有权抗议政府允许他们去做毫无法律限制的而他人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例如，我在《生命的支配权》（Life‘s Dominion）一文中对堕胎权利的论证正是以此立场为核心的。

　　9.“看起来德沃金将古希腊的奴隶制与美国的黑奴制度混为一谈了。［参见《客观性与真理：你最好是相信它》一文（Objectivity and Truth：You‘d better Believe It P121有关’受奴役的种族的生物人性‘这一部分）。］古希腊奴隶制并非具有种族歧视性。”（注：Problematics，19）

　　我并未混淆这两种奴隶制度，亦未说古希腊奴隶制度具有种族歧视性特征。我在讨论这些原因，即我们为什么试图解释人们持有的政治信念与我们的信念存在分歧。在其中的一个句子中，我用我们与古希腊人在对奴隶制看法上的分歧作为政治信念分歧的例证。在随后的两个句子中，我是这么说的：“我们也许可以说明，比如，那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们对他们所奴役的种族的生物人性持有不真实的经验主义的信念；或者奴隶主们受制于某种特殊的必须遵守的经济规则，而这种规则蒙蔽了他们对奴隶制邪恶的本质的认识，或者他们缺乏其他某种制度的有关信息或受其他歪曲人们判断力的影响的左右。”该句中的解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以适用于波斯纳所指的古希腊例子（the Greek case）。事实上，古希腊人通过假定奴隶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人种而将奴隶制合理化了。［参见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奴隶和野蛮动物……不能组建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没有分享幸福或是自由选择的权利”（罗斯译，哈佛克莱顿出版社，1921（Ross translation，Qxford：Clarendon Press，1921））我想波斯纳没有犯将种族局限在肤色组合（pigmentation）的错误吧。

　　10.“然而，德沃金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其事实或结果对宪法审判起重大作用的案件是极其少见的。”（注：Holmes Lectures，1700.他引用了我的应答中针对批评我的讲座的那些观点，“In Defense Of Theory”，29 Ariz.St.L.J.432，433（1997））

　　没有哪位明智的律师会认为其事实或结果对审判起重大作用的案件是极为少见的。因为事实或结果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是重要的。在波斯纳引用的这篇短文中，我在探讨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问题。究竟有多少起宪法案件只要单纯指出这个诉讼争议的另一方遗漏了某个事实就能解决问题呢？我认为：“当然，在某些案件中，如果指出适用某项原则将会产生多么令人吃惊的后果，比如指出特意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