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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启蒙心态 | |||||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2-04 12:59:52 点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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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类又是形而上的存在。他们的最高渴望，不是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术语所能简单阐释的，但是能用他们对顺应天命的终极关注来描绘。 儒家的道是一种学习的道，即学习如何做人。在儒家精神里，学习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这既是一种人际活动，也是一种应天的对话。这包括四个不可分离的方面——自我、群体、自然和超宇宙的事物。学习的目的虽然总被看作是为了自我。但是，这里说的自我，决非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复杂的万物关系的中心点。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封闭结构。因此，自我与社会的感应，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与天的不断沟通，是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特征，具有至上的价值。 儒家把此时此地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作为出发点，去发展他们的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他们认识到人的生存条件是有其根源的。我们所说的内在于儒家思想中的原初联系（种族、性别、语言、地域、阶级和基本的精神取向）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们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多元性（这不能与任何形式的恶性相对主义混淆）。儒家经常把自己的 “道”理解为身心之学，或者是性命之学。他们有这样一种认识，即每个人命中注定是嵌于某一特定条件下的独一无二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同时具有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内在可能。也就是说，命中注定嵌于某地，是我们生存条件中难免的结构性限制，尽管如此，我们仍被赋予无尽的可能，在学习做人的过程中转化自己。因此，我们拥有内在的自由。这自由蕴藏在我们作为天人关系的中心的责任中，它创造了我们的价值。仅此一点就值得并需要尊重。 本杰明·施瓦茨在《古代中国的思想界》一书的结尾部分，讨论了《五经》的“精神”。他针对新儒学的中心问题指出：“最后，有关根的问题，要学孔子和孟子。他们已在人心里找到了根。只有人心才有能力‘诚意’，‘诚意’之后再扩展这种超越的能力，实现人类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道。从这个观点来看，《四书》的基本教义就在于此。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四书》还为这样一种信念提供了本体论的依据，相信个体面对道家和佛家神秘主义的不断挑战，具有超越的伦理能力。” 新儒家以心学为本体论的依据，在封建晚期的中国、现代以前的越南、李朝时期的朝鲜和德川时期的日本，帮助儒家知识分子在家之上国之下创造了一种文化空间。他们不离家园，却能积极参加集体活动，投身于地方的、地区的或国家的政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并不只是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马克斯·韦伯对儒家生活取向的整体评价漏掉了这一点。维持他们社会活力的精神资源，来源于他们管好自己的事情。这些事情包括修身、劝善、传道、知天命、尚友千古、仿效圣人、树立文化规范、改造作为道德共同体的世界。 当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代替了由超级大国强加的排他的二分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我们容易得出肤浅的概括——“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或 “太平洋世纪”。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更加困难但也是更有希望、更有意义的工作是，研究如何学习做人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与其它万物分离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把自己当作万物关系的一个中心而活着？道德自知对个人成长必要吗？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这种社会能够繁荣持久吗？我们这个多元的社会是否应该精心培养共有的价值观，从而为人类的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这些才是真正的基本问题。 儒学的复兴有利于东亚的知识分子形成团体认同的自觉意识，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正处于全球历史的起点，不是在目睹历史的终结。并且，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看，这个新起点必须被看作是文明对话的起点而非文明冲突的起点。我们认识到，在种族、语言、地域和宗教中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危险，这使得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尤为紧迫。我们必须重视从伦理的、精神的尺度探讨人类的繁荣，寻找另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超越由工具理性和个人利益造就的心理定势，在这点上，我们做得太晚了。随着传统社会的渐渐消失，我们目睹着一个通讯、网络、谈判、互相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合作的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移居到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在自我修养、家庭和谐、社会团结、仁义管理和全球和平这些儒学精神的鼓励下，清楚有效地表达责任伦理，将对全球事务具有深远的意义。 以个人尊严为基础，考虑到一系列的同心圆，即自我、家庭、群体、社会、国家、世界和宇宙，我们就能真正地洞察儒家对人类繁荣的理解。我们从探寻真正的个性开始。这种个性是一种开放的、创造性转化的个性。它的实现有赖于我们克服自私性和自我主义的能力。我们珍惜家庭和谐，为此我们必须超越裙带关系。我们拥护社会团结，但是要超越狭隘思想以实现团结的真正价值。我们如果克服了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就能在社会一体化中充实自己。我们忠于国家统一，但也应该超越激进的国家主义，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人类繁荣鼓舞着我们，但我们必须努力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因为人性最终的意义是天人和谐的（anthropocosmic）而非人类中心的（anthropocentic）。在马来亚大学组织的伊斯兰教与儒学对话的国际研讨会上（1995 年3月），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从休斯顿·史密斯的《世界宗教》中引了一段论述。这段论述很好地抓住了儒家自我超越的精神。“当一个人把关注中心从自己转向家庭，他就超越了自私性；从家庭转向社群，他就超越了裙带关系；从社群转向国家，他就超越了狭隘主义；再转向所有人类，他就超越了大国沙文主义。” 我们甚至能够接着说，如果转向天人合一，他就超越了世俗人文主义。世俗人文主义是启蒙心态带有的一种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确实，在天人和谐的精神中，我们发现自我与社群之间有感应，人类与自然之间有和谐，天人之间有相关性。 通过系统阐释新儒学中的心学蕴含的天人和谐观（anthropocosmic vision），王阳明简洁明了地批驳了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他在《大学问》中开篇即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天人之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小人之耳。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催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对儒家而言，充分实现自己，还不足以成为有责任的执家者、有效率的社会工作者和有良心的政治公仆。一个人在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无论多么成功，如果不顾天，他的人性就无法充分展示。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一”，它不仅赋予人性以人类学的意义，而且赋予人性以宇宙论的意义。在《中庸》中，人性最真实的表明就是“与天地参”。 然而，天无言，道自身也不能使人伟大。这意味着，天虽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它不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对天命的理解，要求我们充分赏识内在于我们心里的正义和原则。我们超越自我主义、裙带关系、狭隘思想、种族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能 Ta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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