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法律为甚么在规定社区政治程式和支援救济时舍弃了村庄道德──一种信守职位承诺和坚持社区和谐共处的原则。如果村庄的政治组织不能管辖村庄可以自决的事务，那么法律的介入在形式上是合理的。不过这样的组织有甚么必要存在，法律又为甚么要予以确立20。

　　实质上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法律中心主义的视角认为，法治的建构几乎可以成为社会美德的全部内容，它的建构隐含着告诉人们它是支配社会秩序的唯一法则。于是，在法治内部建立了一整套等级观念，也就是围绕确立法学中或者法律中可以产生聚焦作用的核心支点，围绕或者以其为出发点，构建法学或法律的等级推论层次。在等级当中的「中心主义」式的法律文本含义具有唯一性的观念，导致了「二元对立」的法律推论与政治议论的分野观念，从而又推论出「二者何为优先」的争端（刘星，2001）21。但是恰恰是这些中心主义的思想倾向导致了法律在面对政治力量时的束手无策，《村委会组织法》被大量的实施办法和村一级的村规民约纠缠，只是朝着规制的道路越走越远，几乎见不到导向自决自治的影子。哈耶克尖锐的指出，「西方国家在力图保护个人自由且使之免遭政府侵犯的过程中所诉诸的各种制度，当被移植到这样的传统未占支配地位的国度的时候，则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只有权力当局，包括之人民多数的权力当局，在行驶强制性权力的方面受社会共同体所信奉的一般原则的限值的时候，这样一种系统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并得以维续」（哈耶克，2000：86）。法律中心主义似乎忘记了，社会秩序的产生不是法律的结果，而是其产生的原因。如果就当前的宪政问题考虑，占9亿人口的农村拥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应该成为宪法观念的来源。因为「宪法创造了一种工具，以确保法律和秩序，且为提供其他服务创制了一系列机构，但是它本身却不界定任何法律或何为正义」（哈耶克，2000：212）。所以自治权力的确定应该成为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意。

　　不少学者在乡镇直选试点后感到要进行地方自治22，不过不少人表示反对，甚至有人认为现在的自治是分裂的前兆23。但是，现在的形势和痛苦的农村一再表达了对于自由权力和地方自治的渴望。2003年的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援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权组织和下层百姓共同表达了对于农村发展的高度关注，显然可以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见」24，进而构成立法的基础。不过针对现在的乡镇自治的呼吁，似乎可以作为村一级地方自治的后续进行讨论。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给予非政权领域的行政村──当然在自治当中也可以考虑自然村，甚至是新的地域组合──以地方自治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变化是有限的，但是如果立刻走到乡镇这一步，那么，地方自治的协商机制如何建立、何以可能？所以，建立村一级的地方自治应该是立宪选择的首要任务和现实途径25。

　　栖村的诉讼导致了一场法律介入调节而引发法律自身的悖论的讨论。虽然诉讼案件在众多的司法案例当中并不显眼，但是它却揭示了人民在立宪选择上的矛盾，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甚么不尽美好？因为自由权利的建构并不存在，农村和农民性质是乡土的，但是权利是整个共和国的。地方自治似乎可以恢复农民政治的乡土性，但是私有财产权、土地权、妥协精神、关爱精神充斥的乡土性一定可以蕴育整个共和国的自由观念和民主美德。

参考文献

沈延生，1998，〈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第6期。2002，〈自治抑或行政──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www.ccrs.org.com。
杨小凯，2001，〈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www.jjxj.com.com。
刘军宁，2002，〈从政治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突破〉，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研究概述〉，www.cc.org.com。  
党国英，1999，〈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发展沿革〉，《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1期。
徐勇，1997，《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的变数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樊平，1998，〈村落公共权力：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载《中国社会与现代化》，中国社会出版社。
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朱苏力，1995，〈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中外法学》第5期。
　　2000，〈为甚么送法下乡〉，法律人〉，The Common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8, p.2.  
萧楼，2003，〈村庄精英行动的场域、组织、话语和记忆〉，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3年11月号。
2004，〈选举──一个权力场域的搭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庞德，1934，《法律肄言》，北京：商务印书馆。
兰海，2003，〈村民代表诉讼制度之研究〉，《村民选举和自治机制》有奖征文作品，www.people.com。
崔智友，2001，〈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陈箭、刘民安，1992，〈简论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政治与法律》第6期。
卡多佐，1997，苏力译，〈司法过程中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学方法的作用〉，在《中外法学》第6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册。  
何怀宏，1999，《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白益华，1995，《中国基层政权的改革与探索》，中国社会出版社。
费尔南·布罗代尔，1990，《法兰西的特性》，商务印书馆。
托克维尔，1991《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
天成，2003，〈论共和国〉，载《公共论丛.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北京：三联书店。
康得，1997/1784，《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杨小凯，2001，〈中国政治随想录〉，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迈克尔·麦金尼斯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2003，〈民主变革：从为民主而奋斗走向自主治理〉，载《公共论丛?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北京：三联书店。  
松歧村夫，1989，《地方自治》，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薄一波，199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
王绍光、胡鞍钢，1993，《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出版社。
陈佩华、赵文词和安戈，1998，孙万国等译，《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Schwartz,B. 1968，「Rule of Virtue」， China Quarterly ， N35
魏仪，2001，〈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战略与管理》第2 期。
同志辉，2003，「各省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比较」，影响法院的决定。  
　　5 这是农村常用的方法，在建材买卖、道路和人工的使用、市场争端的解决等方面阻挠业主，获取利益。这个方法曾经在PSM嘴里说过，但是PXY一方势力也强，故不敢使用。 　
　　6 这里面主要指的是公益诉讼制度里面的公益私诉，即利害关系人或相关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旨在维护社会利益的诉讼。村民代表诉讼是指当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或成员在自治事务范围内侵犯村民集体权益的时候，村民个人为了集体的利益而依法对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7 这些讨论可以参见陈箭、刘民安，1992；徐勇，1997；崔智友，2001。  
　　8 中共中央1982年1号文件很能够说明问题：「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致使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2：1061）。
　　9 何怀宏指出，韦伯在他的统治社会学中，区分出传统性统治与合法性统治，传统性统治以「家产制」（Patrimonialismus）和「封建制」（Feudalismus）为两极，在这两极之间又有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