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自由的、非异化的状态下对生产资料私有，这也就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积极扬弃”的 意义。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单纯地否定私有财产，但是要肯定私有财产也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要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马克思认为，即使是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恩格斯在其《反杜林论》一文中曾经写道：“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12]（P321）恩格斯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讲明了公有制——“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实现，并不靠人的主观臆想，而要靠客观条件的满足。那就是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废除私有制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因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83）
　　反观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程，建国前，在我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甚至落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按照马克思的话说，这种小私有制经济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消灭的对象。但是，当时我国面临的情况却是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建设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更加高级、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果可想而知。但是，这种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增长的缓慢，不仅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反思，反而归结为是公有制规模不够广、不够大，公有因素不彻底的原因，结果将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充公，甚至公民的生活资料也实行由“公家”分配。一切个体的经济活动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这种“一大二公”的结果是，变本加厉的经济衰退，甚至人民的生存都出现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是公有制不如私有制吗？在结束了“左”的统治后，领导人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受我国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当前只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种状态将在长期内保持：“生产力决定论”，生产关系的变革要由生产力所决定，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必须首先发展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采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在这 些手段上，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
　　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是对人们思想的一个巨大解放，是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的表现。在过去“左”的时代里，即使片面追求废除任何形式的私有制，但实际上以个体经济为首的私有制一直在现实中存在，就连宪法对这种状况也不得不加以默认。如1975年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第7条第3款也规定，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社员可 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张春桥在1975年《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里将其解释为“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27]（P143）显示出宪法的无可奈何。1978年宪法第5条第2款、第7条第2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在宪法上处于“尴尬”地位的个体经济终于在1982年宪法得到了“匡正”，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里说，在城市和农村，劳动者个体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有必要存在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27]（P106）这与其说是人的意识转变的结果，不如说是对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的承认。因此，在我国现阶段承认并发展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这是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必要手段，也是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3]（P253）“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P256）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无疑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并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矛盾，因为一旦将来我国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1]（P74）那时，现阶段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就将被改造为公有制经济，对于这种状况，我们虽然不能说出具体的时日，但是它作为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却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我们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适当发展，正是为了在将来，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获得应有的发展之时，采取适当的方式，消灭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这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也正是第21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 和管理”的含义。
　　三、小结
　　由修改前后理论基础的考察可知，修改只是反映了部分理论基础的变化，比如保护财产权以所有权为中心、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区分，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理论基础，由于涉及到中国宪法的性质，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法本质不同的内核，比如财产权与所有制的关系、财产权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划分，显然成为绕不过去的、也无法移植的“本土资源”，因此当许多学者质疑“中国宪法将财产权条款放在总纲部分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是对人权保障的漠视”时，不能说他们说的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显然这种质疑是过于主观和武断了。通过修改前后理论基础的变化，笔者认为，无论我们如何急于修改中国宪法、急于引进西方国家的宪政理论，我们都不能忽视、也无法“鄙夷”的是中国宪法的性质和特色，这是一个事实，在给这种性质和特色下“评价性、价值性的结论”之前，你首先要“同情地理解”它。否则，不顾国情的移植只能是“邯郸学步”，更加把中国宪法推上“知行不一”的地步。 「参考文献」
　　[22][美]托马斯·C·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J].高新军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5）。
　　[23]马俊驹，梅夏英。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9，（1）。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王小丽，郑淑贤。关于私有财产的思考——试谈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剖析及其对我们的启迪[J].广州医学院学报，1995，（3）。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有关资料汇编[C].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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